本文在导论部分说明了本研究的前提、价值和目标。浮士德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悲剧英雄。其悲剧带有此时期人文主义者的色彩。浮士德的精神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对新知识、世俗权力和财富的追求以及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抗。浮士德的求知神话,人文主义精神等方面学术界已做了相应的阐释,亦从原型理论,基督教人文主义等角度对其堕落和罪恶性予以了解读。但对浮士德的悲剧性却较少关注,本文认为对其悲剧本质的把握是解读戏剧主题的前提。对其悲剧的理解应当置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浮士德的悲剧根源在于其追求理想和世俗生活中的罪恶性与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新教信仰和人文主义世俗理想的冲突。浮士德对传统的知识表示不满,为了追求新知识,获得财富与权力,将灵魂出卖给魔鬼,以求获取驾驭一切的力量。这表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的雄心壮志,追求个性解放和力图超越人的极限,但与伊丽莎白时期的和谐观相冲突。处于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崇尚等级、秩序、和谐。传统的宇宙观认为神创世界是有等级秩序而又和谐的。存在之链的顶端与神相连,随后自上而下依次是天使、人、动物、植物,最后是无生命的矿物。一切事物都必须遵从这一神创的众生秩序,任何对这一秩序的破坏都会被视为罪恶。浮士德藐视上帝的权威把自己塑造成神,成为众生秩序的僭越者,结局注定是悲剧。浮士德与魔鬼签订契约“以求获得二十四年的光阴,过上极尽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这24年里他并没有成就任何功业,虽然拥有了非凡的魔力却未去实现原有的宏伟计划而仅限于玩弄雕虫小技和低级玩笑,生活没有任何的积极意义,与人文主义者的世俗美德和新教伦理相背离。同时浮士德沉迷于肉体欲望失去了理性的指引,在理性与欲望之间失去了平衡。本文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浮士德的追求与伊丽莎白时期的秩序观的冲突。伊丽莎白时期传统的“众生秩序”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具体表现为对“权威、秩序、等级”的顺从,对和谐的追求。此时期随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人们不断肯定现世的利益和欲望。而浮士德正是追求知识和权力的僭越者。由于其欲望的无限膨胀以至于想变成“半个上帝”,最终沦为秩序的破坏者。第二部分论述了浮士德世俗生活中的罪恶性与人文主义者的世俗理想和基督教新教伦理思想的冲突。人文主义者反对沉思的生活主张积极的生活,追求世俗的荣誉和财富,通过获取知识来提高现世的幸福。同时,随着英国国家意识的加强,新兴的人文主义者注重培养对国家和社会服务的意识。新教伦理主张职业劳作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天职,任何人都不应该逃避在世俗生活中的这一义务与责任,辛勤劳动被认为是荣耀上帝的重要方式,也是获救的可靠证明。勤劳、节俭、奉献被视为善举,而懒惰、纵欲、自私则被视为恶行。浮士德虽然也对传统的四大科学予以了否定,希望通过巫术来获得世俗的财富、荣耀和无限的权威。然而在接下来的24年里却未去实现原先的理想亦没有成就任何功绩,周游世界之后便沉迷于个人享乐和满足私欲的生活没有任何的善行,违背了人文主义美德和新教伦理道德。第三部分论述了人的双重属性间的不和谐给浮士德造成的冲突。人在存在之链中处于中心位置,既有肉体和灵魂,又有情感和理性,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连接环。当处于理性的指导下时,人的灵魂便可上升抵达上帝的寓所——天堂,反之若受到欲望的引诱则会坠入地狱。文艺复兴时期美德而具有理性的人常被比作小宇宙,是大宇宙和谐在个体上的体现。浮士德处于理性与欲望的心理冲突之下,这外化为为善良天使与罪恶天使对浮士德的规劝。而浮士德总屈从于罪恶天使的引诱,因而失去了自身的和谐。本文的结论部分对主体研究做了综述,指出对于浮士德悲剧的研究只有置于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背景之下才能做出真正地理解。本研究从伊丽莎白时期的秩序观、人文主义世俗理想、新教伦理道德和人的和谐等角度做了分析。把握浮士德的悲剧本质能够加深对该剧主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