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转型,我国的犯罪率一直稳高不下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1)。特别是扒窃、醉驾等违法行为的入刑,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力量缓慢增加,而轻微刑事案件的数量却快速增长,另一方面,新刑诉法使得诉讼程序的操作更加规范和严格,难以同时兼具公正与效率,而我国目前的诉讼程序案件繁简分流不明显。对此,两高(最高法、最高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下,在全国的十八个城市进行速裁程序的试点工作。紧接着两高两部共同颁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下文称《办法》),刑事速裁程序应运而生。在该程序试点两年后,2016年11月,两高三部共同颁布《关于在部分地区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的办法》(下文称《试点办法》),在原有试点基础上继续推行速裁程序。2017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两高在会上提出积极推进刑事速裁程序改革,实现案件繁简分流,进一步提高诉讼效率。本文运用实证分析、理论研究的方法剖析我国正在试点的刑事速裁程序,一共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由典型案例引出刑事速裁程序,通过案例探析其在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产生的积极作用以及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通过对刑事速裁程序的全面分析,探讨其与刑事简易程序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证明刑事速裁程序是一种不同于刑事简易程序的新型诉讼程序。第三部分通过考察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不同类型的刑事速裁程序,在比较和分析各国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速裁程序。第四部分通过列举部分试点城市的实践情况,分析介绍各个城市的实践特色,在此基础上对构建我国的刑事速裁程序提出一些具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