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是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安乐死”行为关系到患者生命权的保护这一重大原则的讨论，而且在“安乐死”行为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着相关医师和医疗机构法律责任的认定，其中涉及到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法学及现代医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因此，从“安乐死”行为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关于“安乐死”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问题便一直持续不断的被激烈的争论着。在争论的过程中，各种观点鲜明的形成了赞成与反对“安乐死”两个针锋相对的派别。一、关于“安乐死”行为的争论“安乐死”一词来源于古希腊文euthanasia,其原意为：一指无痛苦的死亡，二指无痛苦致死术。根据对“安乐死”行为的各类表述可知其具有四个特征：第一，“安乐死”的对象是身患绝症、痛苦不堪、治愈无望、濒临死亡的病人；第二，“安乐死”的行为是借助他人之手结束病人的生命；第三，“安乐死”行为的动机是终止病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使其以安然的状态结束生命；第四，“安乐死”行为应基于患者本人的请求或同意，不违背本人的真实意愿。赞成“安乐死”的观点主要有：“生活质量”说、“生命价值”说、“权利赋予”说、“资源有限”说、“新医德”说及“人道主义”说；反对“安乐死”的观点主要有：“生命神圣”说、“人道主义”说、“传统医德”说、“违反伦理”说、“阻碍医学发展”说、“不符国情”说及“危险先例”说。二、权利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分析（一）合理性分析反对“安乐死”观点在伦理上以生命神圣为前提，其观点认为：任何人都无权通过任何方式以任何理由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在这个问题上，反对“安乐死”的观点犯了绝对主义的错误，这种观点绝对的强调在<WP=44>任何情况之下都应当维持现有的生命，没有看到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人们对死亡观念改变的现状，同时以抽象固定的道德目的来限制个体自由选择的权利。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近代的伦理道德发展中，人们通常把爱护人、关心人、尊重人的价值、保护人的权利等作为人道主义的要求。如果在病人死亡的过程中，能够允许医生按其愿望实现“安乐死”，以无痛苦的，安然的方式离开人世，才是真正符合“善待一切人，爱一切人”的人道主义的观点。从人的人格和尊严的角度来看，“安乐死”是帮助病人摆脱痛苦的煎熬，维护生命尊严的一种手段。病人在死亡的过程中，作为正常人所必需的各种生理机能基本丧失，仅能依靠外部医疗手段的帮助才能继续生存，这无疑是对人的尊严的损害。通过“安乐死”，病人可以无痛苦、安详的离开这个世界，从心理感受的角度来说，“安乐死”让人体验到生命中的人格尊严。在医学界，新医学伦理观已不再苛求将医生的天职和医术的作用限定在挽救生命的单一目标上，患者的健康和痛苦同样可以作为医生所必须考虑的内容，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患者的健康和痛苦在医生的主观价值判断里所占的比重要大于患者的生命。（二）正当性分析从客观上来看，导致病人即将死亡的有害结果是病人自身的疾病所造成的，而不是“安乐死”行为所带来的。病人自愿选择“安乐死”的行为，体现了人能够避苦求乐，趋利避害的特性，因此并不会认为“安乐死”对自己是一种伤害，“安乐死”能为他们在死亡的过程中解除痛苦，带来安详，这符合病人的自身利益；从客观上看，病人已无能力再履行其社会义务，因此对社会利益来讲不应算作损害。在事实上，“安乐死”有利于解脱家庭的沉重负担，有利于社会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了他人和社会<WP=45>的利益。另外，选择“安乐死”的行为是个人独立的价值观的体现，国家和社会应予以尊重。（三）对传统刑法学观点的批判根据我国刑法学关于犯罪的基本特征来看，“安乐死”行为并不具有社会的危害性，而且在客观上讲，该行为对个人、他人和社会也都是有利的。从犯罪所能带来的效益来看，“安乐死”的行为对执行的医生没有丝毫的利益可言。从刑罚论上分析，“安乐死”行为属于人道的行为，不应得到刑罚的“报应”，而且“安乐死”与刑罚的目的也无关。如果对“安乐死”的执行者处以刑罚，势必会造成刑罚的不公，从而影响到刑法在公众心中的公正性形象。三、各国立法现状及我国制度设计构想本文主要介绍了荷兰、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及其他几个国家有关“安乐死”行为的立法现状。通过对具体国情的分析，本文提出了对我国“安乐死”制度设计的6方面内容：第一，“安乐死”的对象只能是患有不可治愈的绝症、濒临死亡并且处于持久的不堪忍受的极端肉体痛苦之中的患者；第二，“安乐死”的主观动机必须是出于关怀与体恤患者，减轻或者结束患者极端痛苦的人道动机；第三，“安乐死”的请求必须是基于患者本人明确、真实、诚恳与最终的意愿而提出；第四，“安乐死”必须是没有任何其他合理的替代性措施可以减缓患者痛苦时迫不得已的选择；第五，必须由主治医生经过专业诊断并经过同行专家会诊确认；第六，“安乐死”的实施必须以医学上适当的方式，由主治医生予以执行。综上，本文得出结论：“安乐死”的行为具有合理性与正当性，在刑法上不应界定为犯罪行为，并且为我国在“安乐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