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伦特在纳粹主义经历基础上所做的极权主义分析，使得她发现，构成极权主义的这些因素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中有其来源。也就是说，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在其开端处就潜藏了极权主义的可能性，而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只不过是它的一种显现形式而已。她要探讨的是现象背后的因素，进而探究哲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本书里，汉娜·阿伦特从19世纪反犹主义的兴起着手，追溯和反思了极权主义的因素及其根源，然后审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间的殖民帝国主义。她集中分析了极权主义运动现象以及极权主义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认为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是极权统治的真正两种形式。在种种分析后，阿伦特指出，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是人类的孤立和孤独。　　 阿伦特认为，人是复数性的，每个个人的单独的行动力都会产生不可控的后果，历史具有令人绝望的偶然性。马克思主义强调历史的必然性，强调人对历史的创造，而把政治行动理解为物的制作是危险的。工匠强力打造原料以适合模型，但原料是没有发言权的。把政治考虑为制作就在理论上忽视了人的复数性，在实践上压制了个人。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大量探讨纳粹和斯大林的极权统治，在《人的境况》中她又分析了极权主义背后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复数的人类中、每个人的行动都可以是新的开端，在如此互动中产生的结果是偶然的和不可预测的。也正因此、试图以乌托邦思想取代行动、具有缺乏创新余地和多样性空间的性质。现代完成了理论上对劳动的赞美，而未来无阶级的劳动社会又如何从劳动中解脱得到自由？当第一颗卫星上天这个事件发生后，人类的反应是:可以摆脱地球的束缚。通过航天技术摆脱地球、通过核技术挑战自然——摆脱人之境况的心愿，还包括延长百岁以上的寿命。自动化让人摆脱劳动、引发失业。经济的现代化摧毁了稳固的东西，财产作为文明的根基、让所有者致力于保持稳定。通过对财产的大规模剥夺，稳固财产变成了流动资本，人类进入了不断加速生产和消费的时代。经济成为了公共关注和政策中心，人类根据消费欲求来理解自身倾向、沉浸于消费中而无力承担责任、无思想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通过回溯、产生现代对经济的关注主宰了政治以及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由此表明行动是超出行动者的控制的——行动是危险的。　　 阿伦特探讨了极权主义这一现代特有的政治现象的历史条件和结构因素，认为极权主义是为扩张而扩张、是民族国家的衰落、种族主义、资本和暴徒的联合、反犹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不过，她对极权主义的分析并不纯粹是一种历史研究，即不只是单纯地分析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而且是一种更为重要的本质性研究，即通过分析揭示极权主义的政治蕴含及其现象本质。正是在此基础上，她才指出，极权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政治现代性的危机，它同时也表明了西方文明及其价值体系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