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由统收统支的高度集权模式逐步转向分级管理的分权模式,尤其1994年分税制改革标志着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正式确立。与西方财政联邦主义不同,中国式分权的鲜明特色是经济适度分权与政治高度集权并存,其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奇迹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但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尚存在一定争议,尤其缺乏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系统分析财政分权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机理和机制。中国是世界农业大国,无论是从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看,还是从中国农业弱质性特征看,或是从农业的准公共品属性看,研究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于进一步改革和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建立责权清晰、财力匹配、区域均衡的“央地关系”,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鉴于要素禀赋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技术进步是决定农业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本研究围绕财政分权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这一核心问题,按照财政分权如何改变农业要素禀赋,进而如何引致技术变迁,最终如何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逻辑脉络,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分析财政分权与农业要素禀赋演变、农业技术进步偏向、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因果关联,揭示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及作用机制。首先,对财政分权、农业要素禀赋与技术进步偏向的时空演变趋势分析发现,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分权程度不断提高,农业要素禀赋呈现出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劳动力和土地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其次,以要素禀赋为逻辑起点,对财政分权与要素禀赋演变之间的因果关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财政分权是推动我国农业要素禀赋演变,促进农业资本深化的一个重要制度动因。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财政支农支出和工业化,推动农业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促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农业劳动力转移和农业用地非农转化,从而驱使要素禀赋呈现明显的资本深化趋势。从时间维度看,随着分权化改革的推进,其对农业要素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断增强;从空间维度看,对中、西部的影响作用强于东部地区。然后,根据诱致性技术变迁理论,要素禀赋变化会诱导技术变迁,本研究实证分析了财政分权对农业技术进步偏向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要素相比,还是资本-土地要素相比,财政分权显著促进了农业技术进步路径向节约土地和劳动力的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演进,且对中、西部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更强,但影响作用有所减弱。最后,将财政分权、要素禀赋和技术进步偏向纳入到农业经济增长分析框架,实证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通过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偏向两条路径影响农业经济增长。一方面,在“分税制改革”阶段,由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资本深化促进了农业经济增长;但在“税费改革”阶段,随着资本深化程度提升,劳动力转移加快,土地要素约束趋紧,受资本-劳动（土地）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影响,资本深化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财政分权通过技术进步资本偏向路径对农业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强于资本深化路径的抑制作用,从而使得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综合效应为正,且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建议:第一,细化中央与地方涉农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以“共担”为主将粮食安全等体现国家战略的事务确定为中央与地方共同事权,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度提高中央财政支出责任;加快省以下涉农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深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实行涉农资金省对县的直接管理,提高县级政府发展农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二,构建涉农资金整合长效机制,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农效率。在资金规模上按照“以事定支”与“以支定事”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动态调整投入机制;在支出结构上重点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投资力度;在资金使用上推进预算编制环节的整合,对性质相同、用途相近的相关资金进行统筹安排,提高支农效率。第三,提高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的适配性,依据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适时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和技术推广的发展方向,推动政策导向下的强制性技术进步与要素禀赋升级的诱致性技术进步同向发展,畅通劳动力转移与双创人才返乡下乡双向流动渠道,加强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