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速增长的工业化生产和科技进步大幅提高了人类的物质生活,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环境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全球性的环境危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初现端倪。企业是环境问题的主要制造者,理应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作为环境管理的手段,环境信息不仅可以提供企业进行决策、生产和沟通等方面的必要信息;同时企业对外公开环境信息可以使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及时了解企业环境状况,激励企业实施环保行为,对企业形成一定的约束机制,迫使企业关注自己生产行为的环境影响,自觉担负环境责任。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相互分离,使得管理层成为了企业的实际经营者,同时又是环境信息披露的主要实施者。因此管理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信息披露的质量,同时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又对管理层的行为决策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从公司治理的股权结构入手,围绕着重污染行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以2012年-2015年沪市A股上市的155家重污染企业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而研究二者的交互作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在衡量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时,选取了四个维度共十五个指标,从企业的年度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独立的环境报告以及可持续发展报告书中获取有关指标的信息,尽量详尽地涵盖了公司在披露环境问题时可能涉及的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在对相关指标进行量化打分时,为了使结果更加的真实、客观,邀请了环境方面以及会计上此领域的专家,对涉及的指标背靠背进行打分,并对专家们的打分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得到本文最终所需的衡量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指数。在量化公司治理结构时,选取了五个指标--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比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及股权性质来进行衡量。企业绩效的高低水平则用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本文通过对社会的环境背景进行阐述,提出选题意义,梳理与题目有关的文献,找到论题的理论基础,提出假设,并对假设进行实证分析。经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由于存在滞后性,企业当期环境信息披露的水平对下一期企业绩效有正向的影响;股权集中度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呈负相关,二者交互作用与滞后一期的企业绩效呈负相关;股权制衡度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呈正相关,二者交互作用与滞后一期的企业绩效呈正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高低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无明显相关性,二者交互之后对下一期的企业绩效也无明显影响;高管持股比例的大小与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呈正相关,但二者交互下与企业下一期的绩效并无相关性;国有控股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更高,二者交互下对滞后一期的企业绩效也有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