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庚子事变后,在中国的知识阶层中出现一种新的教育要求,这种要求意欲对“无知愚民”推广一种常识性的教育,以提高民众素质。辛亥革命以后,这种要求已经被概念化为一种具体的方案,一般而言,当时人使用“社会教育”及“通俗教育”等词汇来指涉它。“社会教育”与“通俗教育”之间并不能简单等而同之,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这两个词汇在使用上的指涉意义是相似的。就其实际内容而言,应该把“通俗教育”从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之内,本文按其历史语境进行考察,进而论述“通俗教育”的发展经过及历史意义,并使用“通俗教育”的概念来分析北洋政府时期推行的大众教育活动。　　本文主旨乃从厘清“通俗教育”的内涵入手,并以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北京政府正式设立,负责统筹发展通俗教育事务的机构为研究主体,了解当时通俗教育的发展经过,分析“通俗教育”所运用的教育方法,以及通俗教育的内容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之间的关联性,并尝试评估“通俗教育”的成效。本文认为“通俗教育”作为一种开启民智,灌输现代常识的工具是确有成效的。通过在各种具有娱乐性的活动里溶入教育的元素,使得教育的涵盖面得到提升,广大知识浅陋的民众获得与知识阶层相互沟通的话语体系,并建立起共同的常识。在日常生活中的戏剧、小说、讲演、图书、传单、社交对话都一一体现了这种共同性。　　最后,本文亦指出了由通俗教育研究会主持的通俗教育有其发展的局限,虽然透过合作与交流使之在全国各地都能有所进展,但其覆盖率及教育效果因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而参差不整,主要以城市地区的表现较佳,乡村地区的影响则不甚显著。虽然“通俗教育”的成果有限,但从“社会教育”的长期发展来说,通俗教育研究会及“通俗教育”的贡献良多,值得后世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