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作为最具魅力的艺术样式,我们得以从中剖析现实、认识世界。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独立纪录片,它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变革与转型的产物,一直以一种入世的态度同社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发出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声音。它用理性和批评表征人文关怀,直面社会现实的每一个角落,自下而上地表达了普通阶层民众的生存诉求及情感方式,成为中国纪录片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是中国独立影像迷的盛会,它诞生于2003年,是综合性独立影像活动。CIFF以其选片和评奖的权威性,在国内外的专业领域内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就在2011年的第八届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的最后一天,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举办的《政治、伦理与美学：中国独立纪录片之路》的论坛引发了一场关于独立纪录片创作与批评关系的规模化探讨。一些纪录片导演在南京大学的墙壁上贴出名为“萨满动物”的标语,即“南京宣言”,用以直接表达对批评界的不满。这就引发了本论文的核心问题：中国独立纪录片创作与批评处于什么样的关系?对此,笔者以“南京宣言”事件为切入点,通过详细的资料分析,还原南京论坛现场引发的创作与批评争议的几个核心问题,并通过对纪录片导演毛晨雨的访谈,笔者大胆提出猜想：独立纪录片创作与批评二者之间是“沉默的对话”。这里的“沉默的对话”的含义主要是指二者的关系是疏离的,长时间在各自的领域中自说自话,没有形成一个平衡的对话机制。南京论坛的现场就像是创作与批评的博弈场,相关的探讨从文学到电影,历来有之,从未间断。那么在独立纪录片领域又会呈现出什么新的特征?这种批评与创作关系的博弈是偶然还是必然?这需要纵向梳理整个独立纪录片发展历程,明晰独立纪录片创作与批评各自的形态特征。早期的独立纪录片处境是艰难的,尽管在国外频频获奖,但在国内几乎没有有效的传播方式,基本处于“地下”状态,到90年代末,这一困境得到了有效改观,而DV的出现,更是促使了独立纪录片走向蓬勃与多元。如今,经过20多年的发展,独立纪录片已经初具规模,近几年独立纪录片题材日渐丰富,叙事方式不断成熟,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显著的提升。而独立纪录片批评界则以学院式理论批评为主体,以伦理道德批评、社会现实批评为主要批评模式,力图建立自身独立话语来反思当下纪录片创作情况。但独立纪录片的“地下性”直接导致其在传播与流通上一度处于隐秘状态,基本脱离了大众传播的轨道,批评界对这一另类影像的关注不具有普遍性,而仅有的独立影像批评却又在自我身份书写与西方理论阐释中充满着矛盾与不安。从创作与批评自身特点来看,二者的疏离实是必然,是源于各自发展路径中的某些硬伤以及二者之间的不平衡的对话机制。如何改善创作与批评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帮助两者走向“破冰之路”,除了创作与批评双方各自的努力之外,本文则试图提出一种新的视角,借用“接受美学”理论,以强调受众的主体性地位来试图对独立纪录片创作与批评“两张皮”的局面进行反思。作为独立纪录片传播结构网中的重要因素,受众的主体性地位却被长久地忽略掉了。在独立纪录片中,受众的期待视野可以对影像进行建构,其空白的想象可以对影像进行润色,创作者与受众是存在某种供需关系的,而批评界也可以尝试与受众形成某种无等差的对话而帮助确立自身话语。受众视角的重拾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创作与批评的矛盾与争议,但这另一维度的思考能够帮助创作与批评反省自身,从而为创作与批评的有效对话提供中介与渠道,缓解二者之间的紧张情绪,为二者从“沉默”走向“对话”提供某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