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和经济实现了 40年较快发展。积极赋予地方政府更大的财政自主权,充分激励地方政府谋求经济增长行为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国也出现了政府债务规模迅速扩大等问题。如何防范和化解这一系列问题可能导致的风险,也是我国现阶段所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在地方政府债务构成中,很大一部分是以融资平台为主体举借的城投债,一旦地方政府债务出现违约的风险,那么财政风险将会向金融风险转化,从而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有效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学术界以及各级政府目前所面临的工作重点。为了能够准确、全面的反映政府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加强政府资产管理、提高政府运行效率、防范财政风险,2014年新预算法明确提出要求各级政府按照财政年度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报告政府整体财务状况、运行情况和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2014年1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正式明确了改革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具体内容以及配套措施,确定了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对改革的实施提出了具体可实施的方案,正式拉开了实践改革的序幕。在上述背景下,本文以综合财务报告制度为切入点,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在控制了影响地方政府债务的诸多因素后进行了回归分析,试图检验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否具有抑制效应。在数据处理上,由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取2008-2017年全国的289个地级市作为样本,以是否被选为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编制试点作为标准,进行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分组,并通过虚拟变量构建交互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基准回归。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缩短窗口期、剔除自治区样本和安慰剂检验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本文也从财政透明度、财政压力以及产业结构对样本城市进行分组,进行异质性分析。通过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的结论如下:第一,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综合财务报告制度对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能够有效的抑制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二,在通过财政透明度这一指标将研究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回归结果表明财政透明度越低的城市,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抑制效果更为明显;第三,从财政压力的角度分析,财政压力越小的城市面对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更有空间去减少债务风险;第四,从产业结构出发,不同产业结构的城市,其对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反映也不尽相同,第二产业占GDP比重越高的城市其政府债务风险的抑制效果更显著。综上所述,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能够提高地方政府的运行效率,防范重大风险。本文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市一级层面对综合财务报告制度的实施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