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葬是指从初次安葬地中起出棺柩,葬至另一处的行为。至明代,特别是在江南地区,迁葬已然是一种普遍现象。考察明代江南地区的迁葬活动,有助于理顺迁葬礼仪的制度沿革,并从礼仪规范与地方实践的差异中,把握明代江南地区丧葬活动中的士民心态,展现明代礼制下移的进程。明廷通过礼书和律令等形式,建立了迁葬的“标准化”模式。载于《大明集礼》中的明代官方迁葬礼仪,继承了唐代《大唐开元礼》以及北宋《政和五礼新仪》的相应条文,实现了士庶礼仪的统一。在改葬服制方面,明代并未沿袭朱熹之说,而是在参酌前贤观点基础上多有发挥。政府虽试图以律令等形式约束官民的迁葬活动,但因《大明集礼》长期秘而不刊,这种“标准化”的企图,受到士大夫们的质疑和挑战。江南士民的迁葬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在商业化与城市化影响下的承平时期,人口大量涌入城市,促进城市扩张与建设,也带来了丧葬难题和迁葬困扰;坟地交易繁荣,背后是地狭人稠的矛盾,催生了义冢和漏泽园的建设。战乱时期,人们被迫权厝甚至停葬他处,直待宁日方能重新改葬。江南士民的迁葬行为,还受到葬地风水观念的影响。葬地风水理论经过“江南化”的改造,以风水著述和风水传说的形式,塑造了江南士民的风水观念。然而在“利后”思想影响下的迁葬行为,某种程度上背离了儒家道德的要求。偏离正统的迁葬实践最终在“孝道”中找到合理性。面对明代江南迁葬呈现出偏离“标准化”的态势,士人通过整合风水话语、佛道仪式以及归葬、封赠、合葬等实践知识,将其纳入了“孝道”话语体系中,塑造了新的规范,影响着人们的迁葬实践。明代江南地区的迁葬活动展现了士民阶层礼与俗之间的调和。在社会经济变迁的背景下,迁葬活动面临官方礼制、风水理论、佛道习俗以及儒家孝道的竞争。士人运用孝道,吸纳风水、佛道因素,在迁葬实践中完成了理论重构。这些受到改造的思想,虽然在权力体系中处于下风,却能凭借“制度化”的优势,继续维持着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