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互联网+”模式的深入发展,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呈现出许多新特点,犯罪技术化、组织化、规模化特征明显,犯罪产业链条已经形成,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规模扩张、流动加剧带来的管辖难题,严重制约了打击治理效果。分析近年来发生的徐玉玉案、台湾籍居民电信网络诈骗案等案件,我们发现围绕着复杂的案情和区域、法域的横跨,管辖规则和原则很多时候会出现模棱两可,造成管辖争议和管辖确定困难甚至管辖空白,给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巨大的生存空间。所以,基于这一背景,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对象,对其内的管辖权问题予以明晰,让其给司法实践带来可行性思路还是很有必要的。2016年最高法、最高检以及公安部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为《意见》）,从打击模式、管辖方式等方面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意见》结合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特点,首次从一般管辖、并案侦查、指定管辖三个层级完整规定了管辖体系。这一规定既弥补了我国在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管辖权制度立法方面的不足,同时也从侧面推动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立法向前更进一步。构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的管辖权制度不可避免要对域外网络犯罪刑事管辖权制度的立法例及其他相关法律制度进行研究。通过对英美法系国家立法例和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进行比较,可见域外的相关刑事诉讼制度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保留了优秀部分,对不合理之处不断改进,已经成为相对成熟的被司法界和公众认可的制度。如何取其精华促使管辖权公正、合理的使用也是值得思考的。本文的第一部分是从整体上剖析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管辖权制度的内涵。分别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大陆地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区域间管辖权及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区域间管辖权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旨在明确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在价值分析层面,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管辖权制度契合从快从严惩处要求、保障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以及节省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层面进行探讨。本文的第二部分则将眼光落实到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管辖权制度的适用现状,在法律法规设计上的不足导致专门立法明显滞后,行政化倾向影响管辖所涉权益,在监管制约意识上的缺位体现在传统的侦查主导思想严重,案前通报力度不足。除去以上层面,管辖体系更是存在问题,诸如国内管辖冲突迭起,地域管辖、指定管辖、并案侦查各有不足。国际刑事管辖也面临困境,国际合作、协作的平台与机制明显缺乏,最重要的是在全球范围内难以构建起统一的管辖权规则。本文的第三部分是通过分析域外相关成熟立法例的特点,提出可供参考和借鉴的有益方面,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管辖权制度在我国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打下坚实基础。本文的第四部分则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建议,分为刑事立法健全层面、管辖体系构建层面、监督机制设立层面以及国际领域合作层面的完善。旨在借助该类型犯罪管辖权进步和规范的基础上,打通国际脉搏,深化警务合作,在制定囊括管辖权国际公约和达成双边或多边解决管辖权冲突协定的同时,努力寻求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国际规则。本文的创新之处是针对电信网络诈骗这类犯罪,探讨了其内部的管辖权制度,让理论分歧得到了减少,对与管辖权有关的法律适用进行了规范,希望可以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为一线办案人员在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诉讼过程中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结合当前国际背景下“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以我国为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刑事管辖权机制,以彰显我国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决心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