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爆发对于世界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它扰乱了国家与国家间的过往联系,影响众多地区的经济联系,仿佛给世界的发展“踩了一脚刹车”,中国是疫情防控开展最早的国家,防控效果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但由于疫情的全方位重大影响,仅靠属地政府的能力无法将疫情带来的损害降到最小,加之新冠疫情潜伏期长、传染性强,容易伴随着人员的流动将病毒传染至其他地区。因此国家建立了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作为疫情防控国家层面的协调平台,各地市也建立了相应的防疫指挥部或办公室,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跨部门协同机制,希望通过有效行政手段阻断疫情的传播,尽管如此,面对不断变异的病毒与长期防控的疲倦,似乎防控工作出现一些问题。在疫情的防控中,各地区风险等级不断变化,其防疫工作不断的在“紧急状态”与“常态管理”中切换,部分地区出现了过度防控与防控松懈的现象。过度防控极大的影响人员的流动,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对政府的期望,防控松懈引发了新冠感染者通过人员与物品的流动,将病毒传播至其他地区。由于疫情管理为属地管理,导致各地实际的防疫情况出现较大偏差,地区与地区间不能有效的执行统一的防疫政策,造成协同失灵各自为政的现象,地方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得不到有效发挥,无法既保障社会的有序发展又隔绝病毒的传播。为何跨部门协同机制在面对疫情时出现部分协同失灵现象?有哪些具体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些表现?造成这些表现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设计解决疫情防控中协同失灵的举措?本文以地方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为研究对象,从公共行政角度出发,探讨疫情中跨部门协同的规则与问题,解释了地方政府跨部门协同中漏斗效应存在的可能原因。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基于官僚制建立,期望通过结构性的专业化分工与层级权力体系、程序化的依规办事,以解决官僚制中的协同问题。然而理论与实践存在一些张力,疫情防控中跨部门协同的失灵,不仅有协同机制自身的问题,更有中国行政体制与地区发展的原因,协同机制受制于部门信任、协同监管、地区发展、基层执行等因素影响,出现漏斗效应。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地方政府跨部门协同机制的建设,探讨如何化解协同失灵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