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为了促进国内经济修复和产业发展升级,制定了产业政策对国内经济运行进行干预,使得日本战后经济发展迅猛（Johnson,1982）。随后我国也引入了产业政策的理念,出台了一系列“国家调节市场”的产业政策工具,对微观经济的管理由严格计划转化为利用产业政策积极干预。然而,学术界对于产业政策的争议一直存在,其中分别以林毅夫与张维迎两位学者为代表的不同阵营关于产业政策展开了一系列辩论,深入讨论了产业政策在我国的必要性、及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等问题。因此,笔者从为什么制定产业政策这一问题出发,探讨行业成长性对产业政策的影响、其带给企业的财务资源效应以及最终体现在企业层面的财务绩效,为中国实施产业政策的必要性与有效性提供新的思考角度。为什么要制定产业政策?本文认为,在中国要素市场正式制度待完善的情况下,产业政策可以作为正式的替代措施,引导要素资源流向高成长性行业,以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基于此,本文利用“十一五”、“十二五”以及“十三五”计划前后即2004-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行业与公司数据,从要素市场失灵的视角研究行业成长性对产业政策的影响及其财务后果。结果发现:产业政策更倾向于选择政策制定前成长性较高的行业作为明确鼓励发展的行业,且这种现象主要集中在行业风险较高的情况下。财务资源效应检验发现,属于产业政策制定前高成长性行业的公司,在政策实施期间获得的政府补助和新增贷款更多。最后,基于企业财务绩效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属于产业政策制定前高成长性行业的公司,在政策实施期间业绩表现更好。本文从要素市场失灵的视角,阐释了产业政策这一政府管制措施的制定逻辑,同时为新结构经济学提出的“有为政府”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持。在实践上提出政府应该针对性地对要素扭曲、产能过剩等现象进行管制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很强的政策启示。在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市场失灵广泛存在,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此时需要进行政府管制以弥补市场失灵,由此形成市场与政府双轮驱动,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素市场正式制度的不健全会引发要素市场失灵,本文的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这一政府管制措施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引导要素资源流向高成长性行业,进而提高要素资源的配置效率。所以,一方面,在要素市场正式制度改革的同时,需要继续强化产业政策弥补要素市场失灵的作用;另一方面,针对中国转型经济条件下诸如低端产业产能严重过剩、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带来大量“需求外溢”等其他市场失灵现象,在相关正式制度改革的同时,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进行有效管制,切实把市场与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从而有效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最终带动中国市场经济健康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