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传统的清教徒传统和爱默生时代鼓舞人心的超验精神都渐趋式微,内战后随着商业的发展所兴起的商业文化也尚未定型。美国本土文学未成气候,依然受到欧洲殖民遗留的影响。在政治独立一百多年后,美国仍未有独立完善的文化。美国文化何去何从?如何面对本国现有的传统?又如何处理与自己有文化渊源的欧洲之间的关系,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国文化?那个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都在探索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得天独厚的受过欧美两种文化教育并因其父亲的教育理念而形成世界主义者视角的亨利·詹姆斯,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他认为一个理想的美国文化是结合了欧美两种文化精髓的文化。但在这两者中是以美国本身所孕育的优良品德为基础的。詹姆斯从美国传统的清教道德中保留了责任感这一主要美德,而舍弃了其中严苛,禁欲等不近人情的一面。再从美国新兴的从爱默生那儿继承下来的个人自由中,提炼了独立的批判思考这一优点。不人云亦云,对事物根据自己的经验,在道德的约束下作出独立的判断与选择。而欧洲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历代大师们所创造的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满足了个人的审美需求。个体自由首先确定了个体的独立性,然后责任感又防止了个人主义的产生,把个体与社会联系起来,而审美则缓解了责任感可能带来的压抑,而使生活更加完善,丰富。这些品质体现在个人身上,就塑造了一个完整的人,体现在文化上,就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文化。这就是詹姆斯对于理想美国文化的追求。他的观点不是一蹴而就的。他通过他的小说来发展,探讨,完善他的观点。本文选取了詹姆斯在不同时期创造的四本小说,《四次会面》,《黛茜·米勒》,《贵妇画像》和《专使》来说明他的观点的发展完善过程。《四次会面》中卡罗琳·斯班塞出于对欧洲文化的狂热向往而不能认同自己在美国的生活,又由于被表哥夫妇欺骗了积攒多年的积蓄,而无法一圆去欧洲一游的美梦,最后郁郁而终。黛茜·米勒则因为坚持自己的美国做派,在反抗欧洲陈规陋习的同时也把欧洲文化中美好的一面拒之门外,最后也未能逃脱悲剧命运。这两部小说都表明只坚持其中的一种文化,而把另一种拒之门外,是不明智的,只会扼杀自己的生机,必须借鉴别种文化的长处,才能完善自身。在后两部小说中,詹姆斯刻画了两位能完全体现他的理想的人物,伊莎贝儿·阿切尔和兰伯特·斯特雷泽。前者因为经验的缺乏,在婚姻这样重要的人生问题上未能做出正确的抉择。而后者,因为丰富的人生经验,因为步入晚年后,回味人生所产生的睿智帮助他作出了合理的选择,完成自己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后者比前者更能充分完整地体现詹姆斯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