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不管是参加国外博览会，还是举办内国博览会，都呈现出了一种民族主义。本文通过疏理1851至1937年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的发展历程，来探讨这种民族主义的动因、内涵、特征及其困境。　　在晚清，时人对博览会上所展现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第一感观是“炫奇斗异”、“荡心骇目”，表现出了极大的惊奇和羡慕，并逐步认识到了博览会具有联交睦谊、扩充识见、推广贸易、奖材励能的功能。到1880年代以后，又认识到了参加或举办博览会能发达商务，振奋工商竞争精神，能劝业启智，堵塞漏卮，挽回利权。　　到1890年代以后，中国参加博览会活动中逐渐初步形成了近代民族国家意识。在博览会上，中国呈现给世界的是一幅“农业中国”、“王朝中国”、“文化中国”三位一体的形象，而与之相对的是一个个有主权内涵的西方民族国家。从1873年开始，中国参展事宜基本都由海关负责，但其选送的有些展品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加之在20世纪初，会场上也发生了不少羞辱中国的行为，因而，时人开展了一系列维护“国”之形象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还从海关手中收回了参展主办权。同时，在相关言论里，有不少关于“国”的语汇，如“国脉”、“国体”、“国计”、“国羞”、“谋国”、“祖国”，这些“国”，既不是指如西方的“民族国家”，也不是指以封建王朝为表征的传统中国，其所蕴含的国家观念虽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的刺激，但不具有“民族国家”的内核和外在载体，而是在外界刺激之下一种条件反应式的移植。　　到20世纪初，中国开始兴起举办博览会事业，其中，规模最大者为1910年南洋劝业会。这些劝业会注重的是“劝”，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劝导策励，促使自身改良发展，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富国富民，带有内敛性的精神动力，其反映的是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应的地方化、区域化、民族化倾向。　　到了民国，中国最大的参展活动是参加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这次参展，中国既注重凸现“中华民国”的近代国家形象，又很注重考察研究，以谋国货的改良和发展，进而振兴工商，挽回利权。　　民国时期的博览会事业主要是举办国货展览会。国货展览会体现出了相当强烈的通过展陈观摩、比较竞进、品评优劣、奖优励劣以推广、改良国货的发展观念。国货展览会还进一步促进了民族觉醒，号召国人为振兴民族，提高国货观念，共同热爱国货、倡用国货、宣传国货、改良国货、发展国货。近代国货展览会具有抵制和提倡的双面性，但其具有的抵制不同于抵货运动所注重的以经济绝交为主的盲目排外，而是一种强调自身发展的变相抵制，因而，国货展览会承认国货不如洋货，承认中国落后，西方先进，强调自身的改良和发展，欲通过对内求发展来达到与西方列强的平起平坐，实现民族的完全独立和国家的富强。　　近代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的驱动力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外界的刺激。在晚清主要是博览会上西方先进文明的催动，以及西方近代经济的侵略导致的商战观念和利权思想的影响。在民国，主要是指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导致的中外贸易不平等，入超严重，使得民不聊生，民族和国家面临生存危机所造成的震撼;二是中外发展程度的不平等，中西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这个差距促使中国要积极奋进，追求发展，以求得与西方的平等。　　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具有四大内涵:一是忧患意识。这是最低层次的。包括对博览会场上中西差距的担忧，以及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忧虑;二是竞争意识。这是随忧患意识而产生的理性诉求。注重通过博览会，兴起奋发精神，与西方先进展开竞争;三是内省意识。这是随忧患意识和竞争意识而产生的另一种理性诉求。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并没有完全从西方侵略寻找中国落后的原因，而是非常理性地承认中国自身的落后，然后从中国内部分析落后的表现和原因，寻找改变落后、挽救危难的竞争之道和发展之方;四是发展观念。这是最高层次的。忧患意识、竞争意识和内省意识最终都落实到了发展之上，其追求的是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国家的富强。　　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具有五个特征:第一，追赶型。不排斥西方，而是以西方为鹄的，追求发展，缩小与西方的差距;第二，内向型。注张立足自身，改良竞进，苦练内功，以此达到发展的目的，而发展不是为了对外扩张，是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与富强，是为了求得与西方列强的平等地位;第三，开放型。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并不主张关起门来追求发展，而是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发展观念，鼓励与西方展开竞争;第四，具有理性价值取向。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既承认中国比西方落后，不存在虚骄主义，又不完全迷恋于西方，主张自力更生，而且，其追求的是自身的发展，不是对外扩张;第五，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参与面。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几乎得到了政府、商家和民间的一致支持。　　但在救亡压倒一切的近代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的这种追求发展和富强的民族主义本身却难以达到发展和富强的目的。因为，它虽然在宣传上喊出了反帝的口号，但在行动上是不直接反西方侵略的，更不反不利于发展的政权统治，其主张是温和的，改良性的，欲通过自身的改良竞进来达到发展的目的。显然，这难以解决近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也就难以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繁荣富强与伟大复兴。不过，这种民族主义对在实现了民族独立之后开展建设和追求发展具有很好的启发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