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塑造的悲剧人物蝴蝶夫人成为西方人眼中刻板的东方女子形象,八十四年后的美国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写出了一部巧妙的《蝴蝶君》,对《蝴蝶夫人》作了颠覆性的诠释,呼吁东西方抛弃重重偏见、重新审视双方的关系。本文以《蝴蝶夫人》和《蝴蝶君》为研究对象,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分析两部剧作中蝴蝶意象的深刻含义,从蝴蝶意象这一小的着眼点来探讨《蝴蝶君》对《蝴蝶夫人》的多方位的解构和颠覆,揭示出蝴蝶意象出现的动态变化及主要原因。本文首先介绍了《蝴蝶夫人》和《蝴蝶君》的创作者和故事梗概,然后对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了简要的介绍。第二章对以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为代表的蝴蝶故事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作了梳理。蝴蝶夫人的原型来自于1887年法国人彼埃尔·洛帝发表的日记体小说《菊子夫人》;十多年后,美国律师兼作家约翰·卢瑟·朗又根据其姐姐在日本的见闻写成小说《蝴蝶夫人》;1900年美国剧作家大卫·贝拉斯科与约翰卢瑟朗合作,将它改编成同名话剧;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也因观看话剧《蝴蝶夫人》得到灵感,创作出歌剧《蝴蝶夫人》,自此东方的“蝴蝶夫人”形象因歌剧大受欢迎而流行于西方。第三章以《蝴蝶夫人》剧本为例来分析蝴蝶意象是如何被运用在同类的蝴蝶叙事中,同时用后殖民主义批评理论尤其是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对蝴蝶意象的作用和本质加以分析,指出蝴蝶意象被赋予了明鲜带有性别主义、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内涵,它服务于塑造蝴蝶夫人这一形象,更是西方用来表现东方的工具和策略。第四章着重分析了黄哲伦的《蝴蝶君》,并通过与《蝴蝶夫人》的对比,清晰地展示出蝴蝶意象发生的惊人的动态变化。笔者首先分析了《蝴蝶君》中出现的扑朔迷离的蝴蝶意象,然后分析了剧作家黄哲伦是如何通过一系列的颠覆来完成对蝴蝶夫人这一形象的解构和对蝴蝶意象的摒弃。第五章试图从华人的自我探索和剧作家构思作品两个角度来探讨使蝴蝶意象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第六章试图得出结论,指出黄哲伦的蝴蝶君是一次成功的尝试,旨在呼吁东西方公正客观地对待彼此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