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纳尔逊-温特和博尔丁的开创性研究工作以来，演化经济学获得了蓬勃发展，影响日益扩大。与主流经济学有所不同，演化经济学接受达尔文主义世界观，认为经济研究的核心不在于静态的存在，而在于动态的生成，强调个体的异质性和有限理性、系统演化的非线性和时间性，广泛使用生物学隐喻，倡导跨学科交叉研究，试图以演化范式替代均衡范式重构经济学体系。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为技术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颖而有益的视角。　　本文首先梳理了技术变迁经济学研究的发展线索，不仅挖掘了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经典作家的技术演化思想，也剖析了主流均衡范式关于技术研究的缺陷和演化范式的相对优势，同时总结了演化经济学在技术变迁问题研究上已经做出的贡献和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强调从三个维度来理解技术的本质，即从功能维度看技术是一组关于从投入到产出的转换过程中如何做事的指令;从空间维度看技术是一种以技术知识为基因型的表型;从时间维度看技术变迁是一个达尔文式的演化过程，包括技术创新和扩散两个基本内容。　　与经济学中将技术与技术知识等同起来的主流观点相区别，本文通过隐喻生物基因型和表型理论来理解二者关系，认为技术知识相当于一种基因型，定义着技术的潜在可能性，而技术则是一种外在的表型，是作为基因型的技术知识与技术环境耦合的结果。因而，技术创新的本质是一种新表型获得的演化过程，技术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自于技术知识集合的变化即新技术知识的获得，也来自于技术环境的改变。以此为基础，本文还探讨了技术创新的分类、确定性、方向性和集群性等演化特征。　　本文认为，技术创新出现后的扩散过程其实包括“扩”和“散”两个方面，分别对应着“自然选择”和“适应性学习”两种不同的演化机制。前者强调的是技术系统各成员由于对环境的适应度不同而产生的份额组合的动态演化，类似于生物进化中的自然选择机制发生作用的过程;后者强调的是技术创新在不同主体间的模仿和传播，是人类强大学习能力的体现。两种机制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在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　　作为“自然选择”的技术创新扩散过程中，选择环境包括市场选择、政府选择、文化选择和自我选择等。市场选择机制以利润率为适应度标准对参与市场的各种技术进行选择，具有需求导向性、客观性和低成本性等优点，但也有短见性和盲目性等缺陷，无法克服路径依赖和市场锁定现象，需要与政府选择和文化选择等非市场选择机制积极互动。除了市场、政府和文化等外部环境构成选择压力以外，技术内部环境选择即自我选择机制也不可忽视，成功的技术创新扩散，不仅需要市场选择和非市场选择的有效互动，还需要内部环境选择与外部环境选择的有机结合。作为“适应性学习”过程的技术创新扩散包括满意判断、技术信息搜寻、内化技术知识、技术创新模仿和创新惯例化五个阶段，受到技术自身因素、技术主体因素和环境因素三方面的影响。促进技术学习和模仿需要深刻理解这五个阶段及其影响因素。　　综观整个技术变迁演化过程，环境作用至关重要。制度作为环境的最主要构成变量，其与技术不是简单的决定论关系，而是互为选择压力的协同演化关系，二者的协同演化过程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二者多样化的协同模式最终导致了经济增长的不同表现。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获得了纠正系统失灵、构建技术战略小生境、鼓励经济试验、结合质量型与数量型技术政策等与主流观点有所不同的基本政策启示。应该说，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技术变迁演化过程的基本视角和框架，并得出了技术政策的一般原则和要义，这对于我国技术赶超计划和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