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刑法中新增非法经营罪这一罪名后，对该罪堵漏条款的争议始终不断。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在实践中呈现不断上升的扩张适用，已逐步成为一个新的“口袋罪”，原因有二，一是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采取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用语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特点，且作为典型的法定犯，该罪堵漏条款的适用需要参考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对该条款构成要件的理解和定位不一；二是由于十数年来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对该罪名进行频繁的修订和解释，不仅表现在1997年以后涉及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9个司法解释大多对该条款进行了不合理的扩张解释，同时还表现为实践中的法官造法与同案不同判频发的情况。因此，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础上，立足非法经营罪的特性、立法本意，需对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重新进行架构，一则从理论上对本罪犯罪构成要件进行准确的理解和定位，从立法层面上进行重塑，加之限定性用语以消除其高度概括性的确定，二则将相关司法解释合理分解，将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的适用严格限定在其立法本意内。由此方可遏制住非法经营罪堵漏条款适用的“口袋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