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之词”作为一个主题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变迁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南唐末、北宋末、宋末元初三个“亡国”阶段下所呈现出的“亡国之音”就因时代背景之不同、“国家”内涵之变迁而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内涵和风格特色。南唐作为一个封建“家国”政权,其灭亡只是一个朝代正常的更替,兴亡实更迭,实为“家国”的换姓易名,故南唐的灭亡只有亡国之君而无亡国之臣、亡国之民。反映在词作上,多是李氏君臣从个人命运出发,抒发其失去家国后的那种怨抑忧思和悲苦绝望,题材仍然局限于传统的风月艳情和闺阁情怀,篇幅狭小,多是抒情小令；北宋“靖康之难”后,二帝北狩、神州沉陆,民族关系的巨变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意识,爱国主义由此成为文学创作的主题,故爱国将相之词取代南唐君臣之词,慷慨激昂的长调慢词取代缠绵旖旎的抒情小令；宋末元初,南宋彻底灭亡,取而代之的是元代蒙古族的统治,是另一种民族与文化的更迭与繁衍,亡国自古有之,亡天下却史无前例,广大的汉民族面对的是历史上首次出现的由少数民族独建正朔的事实,故相对于持续了三百多年的赵宋王朝来讲,便是真正的亡国。此时的词坛虽也不乏如文天祥这样的抗元死节之人,但更多的却是像周密、王沂孙、张炎这样的有心报国无力回天、敢怒而不敢言的江湖知识分子、文人士大夫,他们多是借咏物之作曲折婉转地寄托自身的亡国之痛和身世之戚,词旨隐晦,风格凄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