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的重心,向来是落在比较知名或重要的作家作品、文学团体以及文学流派上,对不甚知名的文人却关注得很少。有鉴于此,本论文拟从以文治生的角度出发,对明代中后期的布衣文人的生存状况、诗文创作特点及其在文学发展史的意义与地们进行细致探讨,希望能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论文采用群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结合的办法。群体研究,旨在把握以文治生的这一类文人共有的特点:个案研究,通过细而微的分析,意在了解单个文人的谋生行为、心理及其诗文风格。两种方法互为支撑,相互补充,能更充分地说明文人以文治生的社会现象。　　论文分为十章。　　第一章和第十章是纵向的历史梳理。第一章主要交待了明代以前有关文人以文治生的情况,指出当时社会上虽然出现了“作文受谢”现象,但多发生在文人士大夫之间,并没有流传到下层民众中,常用的文体也主要是碑志和除官文牍一类。第十章是论文的结尾部份,简要地交待了清代前中期有些不遇的文人士子,通过进衙门做幕友来谋求生路,同时提到李渔是如何“砚田食力”的。　　第二、第三章分别交待了晚明文人以文治生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第二章是介绍晚明的社会环境,依次从纲纪弛废、心学流行、市镇经济发达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等入手,指出当时社会处于一个大变动、大震荡时期。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多元价值观的出现和个性的解放,使士人做出一些不合传统的行为来,也有利于“重义轻利”、“文以载道”等观念的消解,导致士风和文风发生巨大的变化。第三章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当时社会对于诗文消费的巨大需求:一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井民众积累了相当的物质财富,使他们有能力消费原本只存在于文人士大夫之间的墓铭碑传;二是士绅阶层在日常生活中,由于送往迎来和彼此之间诗文酬唱的需要,因为自身公务繁忙或者不善古文,通常会请人代笔;三是藩王宗室自身雅爱诗文,镇边武臣或朝中权贵需要能文之士事文字役,因此他们门下可容纳一批不遇文人。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以及适宜的文化消费风尚,为以文治生的文人提供了较好的谋生空间,这是当时这类文人得以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　　第四至第六章是群体研究,论文阐述了以文治生者的生成原因、群体特征、谋生途径、心态和谋生诗文的特点。具体内容包括:一、以文治生者多为不遇文人,他们主要来源于放弃举业、困于场屋的士子与布衣出身的平民。二、以文治生者的群体特征是不治生产、游谒不断、嗜好古文辞以及诗名在身,其中“诗名在身”对于他们的谋生行为尤为重要。三、文人的治生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进入藩府戎幕,事笔耕之役,一是在市井卖文,为商贾士绅捉刀。四、在治生过程中,文人呈现出来的心态有干谒求进、知遇感恩、依违两难和傑傲不驯四种,这些心态有时以是单一的方式出现,有时是以混合的方式出现。五、用以谋生的诗文作品,可分为捉刀之文和嘱请之文,这些篇章由于是代人或受人嘱请撰写,所以文中的思想感情多不是撰者本人的真实流露,而是人为因素和文体特点所致。　　第七章和第八章属于个案研究,选取的对象是徐渭和陈继儒,两人一个穷困潦倒,一个名倾宇内,是以文治生文人中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介绍徐渭时,依次介绍了他的贫困身世、刚直疏放与不善治生的性格特征、以文治生的概况、性情文字和谋生文字之间的差异,重点论述了徐渭的幕府经历时和代耕情况,并指出抒写个人性情的诗文与沽利谋生的文字,分别反映出徐渭对人生、自然及社会在情感上的自发反应与理性权衡。论述陈继儒时,分别交待了他作为“隐士”和“闲人”的社会身份及其形成原因、以文治生的途径、撰写的短章小词及编书的风格特点,选择这些内容进行分析,重在说明陈继儒在生活中的所作所为,大都与他“卖文为活”的谋生方式关系密切。　　第九章主要探讨了以文治生现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意义。首先认为,以文治生者身在布衣之列,没有为官的拘束和教化细民的职责,所以更能主动地使用“最自由”的小品来抒写个人性情,创作、编纂出许多小品集子,从而推动晚明小品走向繁盛。其次认为,以文治生者由于没有“食君之禄”,也就不会过多地“忠君之事”,因而作品往往出现内容不在“经邦济世”中、风格逸出“温柔敦厚”外的特点。最后分析了文学创作在以文治生者与仕籍文人的生活中的不同地位,一为“正事”,一为“馀事”,由此提出设想,这种不同能否作为文学史分段的一个依据。　　通过对以文治生现象的研究发现:明代中后期,社会上确实存在一大批恃文治生的布衣文人,他们或出入公卿门第,或在市井佃文,凭着个人的诗文才能获得衣食之资;而大批以文治生文人的出现,改变了士大夫长期主宰文坛的固有格局,使文学的话语权出现向社会下层倾斜的趋势;此外,以文治生文人群体的文学活动,推动了晚明小品的发展,他们的创作有力地影响了传统的“载道”文学观,也给士大夫文学固有的“温柔敦厚”文风造成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