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规模不断壮大,规模巨大的农民工,早已不是同质性群体。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受到社会时空和社会记忆的影响,处在不断地建构、解构和重构之中,从而形成不同的群体。从代际区分的角度来看,可将农民工群体区分为上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同时也是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是中国未来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者。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行为选择关系到中国工业、服务业与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乎中国未来的城市与农村、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因此,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具有重要意义。不同代际的群体不仅表现为自然属性的差异,更表现为思维方式、行为取向等的不同,在科学研究中,研究对象不同,研究者采取的分析视角、分析框架应有所不同。文章在梳理人口流动理论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代际理论、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结构化理论与人口流动理论有机融合,搭建包括流动行为特征、影响因素与效应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理论框架。在理论框架的指导下,借助“湖南省农民工流动调查”数据,从代际比较角度提炼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特征,从心理因素与社会因素两方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影响因素,从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两方面归纳新生代农民工不同流动行为类型的效应。在流动行为特征、影响因素与效应分析的基础上,从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角度出发,提出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对策建议。具体而言,本论文围绕以下问题展开分析：第一,怎样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将代际理论、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结构化理论与人口流动理论有机融合,搭建包括流动行为特征、流动行为影响因素与流动行为效应的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分析理论框架。在代际理论指引下,运用代际比较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的表现,主要体现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的差异：在多维视角的人类行为理论下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因素,包括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社会因素与包括动机、态度、相对剥夺感、公平感、参照点依赖、从众心理与风险偏好的心理因素,并进行分因素、分类型分析；在结构化理论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效应,分类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第二,从代际比较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表现出怎样的特征?首先,根据行为特征的代际变迁规律,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假设：“代际流动行为表现存有差异并向异质行为类型演变”。其次,在介绍湖南省及其农民工流动情况与资料收集说明、样本质量评估的基础上,通过代际比较,重点从流动行为的客观、主观方面勾勒湖南省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的具体表现。最后,根据代际比较结果,验证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假设。流动行为在客观表现与主观表现中存在代际差异,决定行为性质的流动动机与决定行为类型的意愿向异质方向演变,“代际流动行为表现存有差异并向异质行为类型演变”假设成立。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流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是社会因素与心理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分因素分析结果显示：虽然社会因素中的个人因素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整体的主要因素,但心理因素的作用超过社会因素中的社区因素与制度因素。在心理因素中,对流动行为整体影响显著的因素包括非经济动机、非制度性态度、从众心理与相对剥夺感；在个人因素中,影响显著的因素包括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家庭收入、打工累积时间、打工收入与工作时间；社区中有无企业对流动行为整体影响不显著：制度因素中,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影响显著。从分类型来看,以保持流动类型为参照组,回乡创业类型显著受到年龄、教育、打工时间与打工收入、非经济动机与非制度性态度的影响；工作时间、家庭人口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对回乡务农类型影响显著；作为主导的定居城市类型受到婚姻状况、教育、家庭收入、打工时间与打工收入、非经济动机与非制度性态度的影响。非农化类型(回乡创业类型与定居城市类型)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第四,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产生哪些效应?流动行为影响因素与流动效应是“流动行为”这一社会实践的两个侧面。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不同,不同流动类型对城市与农村、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产生的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也不同。定居城市类型有利于促进流入地和定居地城市化快速、稳定发展,促进当地经济社会结构转型,降低个人相对剥夺感、满足非经济需要；但也可能带来“半城市化”效应,为城市承载力带来挑战,导致农村精英流失影响农村发展。回乡创业类型有助于村庄的复兴、传统农业与传统农民的减少,提高其满意度,降低心理成本,满足自我实现需要；但通过减少城市劳动力加重“民工荒”现象,创业失败风险大,创业失败后对个人、农村产生消极影响。保持流动类型虽然能够有效调节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引发企业转变管理理念与管理方式；但过高的流动频率增加企业、农村与城市的管理难度,通过减少工作时间加重“民工荒”现象,给个人带来不稳定预期。回乡务农类型将增加传统农业的劳动力,与回乡创业类型一起促进农村人口结构的优化,但个人可能面临收入减少、心理不适应与非经济需要难以满足等问题。第五,怎样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流动?根据流动行为特征、流动行为影响因素与流动效应分析结果,在坚持主要类型与全部类型兼顾但偏向主要类型、农村与城市并重、新生代农民工与社会双赢、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非经济需要与经济需要、制度制订与执行并举的策略下,从政府、企业与个人三方面提出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流动的对策建议。文章以理论框架指导实证分析,运用代内比较与代际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农民工流动行为存有代际差异,由此决定两代农民工是向异质类型转变的群体。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均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流动分析应包括心理因素。第三,流动行为主要的、积极的效应与经济社会发展一致,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具有生态理性。第四,流动行为的生态理性、不同类型效应的互补性与流动意愿实现程度对效应的重要影响,要求促进新生代农民工自由流动。第五,新生代农民工流动行为受到政府制度政策的制订与执行、企业的管理与个人素质等因素的影响,政府、企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共同参与才能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自由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