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跨区域流动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业转型的一种必然结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制造了大量的就业和创业机会,许多世居于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和各国商人纷纷前往我国东部地区打拼。在这一人口迁移趋势的影响下,东部地区城市社区逐渐多元化,形成了涉外多民族社区。外来人口的增加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经济社会建设与城市多元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道路交通等市政设施建设领域、住房供给、社会治安等民生生活领域承受了一定的压力,考验着城市社区的治理能力。十八大以来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相关政策和治理理念的调整,提供了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使基层治理拥有充足的政策资源,这是政策网络理论应用于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研究的先决条件。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健全社区治理和服务机制,完善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渠道,这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中之重。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层治理环节,城市社区治理被赋予了新时代下的新的重要意义。新形势下,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是如何提升民族事务和涉外事务治理能力的问题。在这样的复杂社会经济环境下,政策网络理论提供了一个考察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的互动视角。本研究以案例研究为主研究方法,实地调研的过程中综合运用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完成对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的相关资料的积累。本文对政策网络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了简要回顾,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该理论的适用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结合对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的实地调研,运用政策网络理论考察参与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的五类多元行动主体,并探讨治理过程中多元行动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和对社区治理产生的影响,最后讨论了政策网络理论对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研究的启示。本文通过对政策社群、专业者网络、政府间网络、生产者网络和议题网络五类多元行动主体的互动案例分析,重点讨论了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实践中,社区党委这一基层党组织领导群众性自治组织、社工组织、中外居民、政府机关等多元行动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互动机制及其对治理策略的影响,指出在党建联建社区大党委的互动机制下,通过挖掘社区治理多元行动主体的共同利益,以此搭建社区治理平台,社区党委可以充分调配分属于国家领域和社会领域的各类治理资源,做好社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完善社区外籍居民服务管理体系,从而提高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效能。涉外多民族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部分,是一个持续性过程,因此,在治理过程中应从识别多元行动主体及其特征、构建促成不同主体互动的前提条件和打造稳定共赢的合作关系三个方面把握治理政策的现实背景,进而通过调配与整合治理资源、关注网络互动的反馈的方式科学选择治理策略。最后,在精准实施涉外多民族社区的治理策略时应重视贯彻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并通过党建联建打基础和寓管理于服务提效能的方式构建社区共建共治共享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