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落实我国民事诉讼证明责任制度、审限制度不可或缺的手段,也是实现诉讼效率、效益和程序公正价值的重要途径。在举证时限问题上,西方各国大体上经历了从法定顺序主义到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再到证据适时提出主义三个发展阶段。但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对此未作规定。长期以来由于民事诉讼中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严重影响了诉讼的公正、安定和效率,造成诸多弊端。2001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举证时限制度在经过较长时间的学术研讨之后,终于在司法解释中加以明文规定,我国民事诉讼从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向证据适时提出主义迈进了一大步。但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及与审前准备制度以及其他周边制度不配套,加之与我国目前环境不适应,导致其存在许多不足和欠妥之处。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我国举证时限制度的完善进行了初步探讨,在阐述设立举证时限制度的理论依据的基础上,对举证时限的价值进行了分析。通过对国外立法的比较研究,并结合我国司法改革的现状,本文提出了完善我国举证时限的立法思路,以期在《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或证据立法讨论之际,对完善我国的诉讼程序和诉讼机制能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