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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在中国可谓是最为古老的文学经典,历经几千年的发展积累了众多的经典作品,充实着文学经典的宝库。这种最初的口耳相传的中华文化经过不断的延续,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变化发展更是衍生了中国古代诗论、诗话和日本汉诗及理论,同时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中国古代诗论是在诗歌不断成熟发展的轨迹上成长起来的,从魏晋时期发轫以来,历经了各代的诗派、诗论家的摸索,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诗论,甚至后世的诗论成为前世的诗论的馀波。“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兴趣说”、“神韵说”、“性灵说”等诗论的发展促进了系统性诗话作品的整理,钟嵘的《二十四诗品》、严羽的《沧浪诗话》、王士祯的《渔洋诗话》、袁枚的《随园诗话》都是伴随诗论的不断发展整理形成的。这些诗话作品不只是一朝一代诗人的独创,而是中国古代众多诗论家精思结撰的成果。 在中国文明向外传播的历史中,日本学习中华文化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自中日开始遣唐使的官方活动以来,古诗被作为汉文化传播的媒介被广泛介绍到日本文坛。汉籍的广泛引入,诗话作品及诗论顺理成章的被日本文人接触,日本文坛开启新世界的大门,向中国诗歌作品发起研究浪潮。某种程度上说,日本汉诗、诗论、诗话的发展都是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根基的。同理,日本也经过了由汉诗到诗论再到诗话循序渐进的发展进程。淡窗本人接触到的诗歌、诗论、诗话广括中日大家和名作。淡窗所处的日本汉诗界经历了前朝拟古、反拟古的诗学风气,开启了取众家所长,去众家所短的时代。这与淡窗本人学习汉学的家学渊源有关,与他对古诗的喜爱有关,与统治阶级对儒学的提倡有关,与市民阶级的崛起,人性的解放有关。在江户后期这样一个安宁祥和的时代,日本汉诗理论和诗话的发展进入巅峰阶段。以《淡窗诗话》为首的众多诗话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是中国古代诗论对日本汉诗理论给予了最初的哺育,日后茁壮成长的动力。日本汉诗作者、诗论家都熟读中国古代典籍,这种熟识是系统性的,而不是独人、独派的涉猎。《淡窗诗话》文本多与严羽的“沧浪诗论”、王士禛的“神韵说”、袁枚的“性灵说”诗论观点相关,但又有区别,因此不可武断将其判定为中国古代诗论的余绪。从诗论代表的诗话作品中,诗话文本的两两对比上可以窥见其对中国古代诗论的生发,加之淡窗本人自身的阐释,可知日本汉诗理论已处于成熟阶段。《淡窗诗话》在日本诗话的发展史上,已经处于后期,日本汉诗理论的发展已经成熟。中国古代诗论在日本的传播,经历了前朝的铺垫,在江户后期已经结出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淡窗诗话》作为折衷诗派的代表作,集折衷诗派的精华理论,吸取了中国古代诗论的精髓。中国诗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深刻的,并内化为日本诗论的自身特色转而形成日本汉诗文化独特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