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时间为线索,从顾炎武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一生的行迹入手,分析其出游的政治原因以及旅行中的政治抱负,阐释他旅行的思想根源,以此来探析他政治旅行的特点。中国自古就有旅行风尚,如帝王巡游、使节远游、僧侣释游、士人漫游等等,所有这些旅行都是社会属性和个人属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明末清初历史格局的陵谷变迁,更加强化了政治和旅行的联姻,在这一时期,众多明遗民选择了以游为隐的生存方式。顾炎武作为明遗民的典型代表,他的“游”有着特殊意蕴。他的旅行是在明清政权变革过程中,自我理想、政治抱负的实现过程,是个人价值取向再分配的过程。顾炎武的生命之旅历经了少年文人、青年抗清、中年北游、晚年著述经世的四级阶梯。青年时,顾炎武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事实,毅然决然地参加了抗清队伍,秘密转战于南方广大地区,为匡复故国四处奔波。抗清失败后,炎武伪作商贾,行走于大江南北,仍然怀有复国之志。45岁时,他踏上了北游的历程。北游十五年中,炎武考察探索兴国路线,广结仁人志士,著书立说。在这期间,他逐渐认识到复国无望,于是转变思想,开始为“天下兴亡”着想,可以说北游是顾炎武保国、保天下两种政治使命相结合的旅程。垂暮之年,炎武已不再疲于奔波,而是以结交友人、立言兴邦为重点,最后定居华阴,潜心研究学问,做到“文有益于天下”,以待后王。在半生的旅行中,除了山川探寻、结交志士、著述立说之外,炎武还通过祭陵、登山、拜庙、访碑等活动,寄托遗民之志。顾炎武一生辗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后学,待一治于后王”。他以“游”阴结豪杰、图谋再造,同时用旅行表达“吾辈”之志——“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事开太平”。他的旅行是在特殊情况下,秉着“体国经野之心”、“济世安民之识”,寻求经世致用的有补于国计民生的道理,与政治息息相关。顾炎武站在一个明朝遗民的立场上,从儒家“夷夏之防”的角度来看待社会现实,深深感到有“明道救世”的必要,而且这种思想贯穿顾炎武的旅行始终,更使他的旅行过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因此,顾炎武的旅行在中国旅行史上,尤其是明遗民旅行中,有自己的特色,而其最大的特色就是一生的旅行与政治相通相赞,可谓明遗民旅行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