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早期的刑讯合法，到近代人权运动的开始、保障人权意识的萌发，使得针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提升到了立法的高度。在国际上有著名的《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都规定了不得进行刑讯逼供和对实施刑讯逼供的犯罪人的刑事处罚。但是，近年来，发生的种种关于刑讯逼供的恶性刑事案，如杜培武案、赵作海案、佘祥林案都说明了刑讯逼供罪在我国刑事案件侦查中具有广泛的存在土壤和适用空间。本文从司法实务的角度出发，以刑法理论为指导，运用比较的方法，思辨的方法和规范分析的方法对刑诉逼供罪的重点研究问题，理论争议和司法实践中认定出现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对清晰的解读，期望本文对我国刑讯逼供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全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语三个部分，其中正文部分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探讨的是刑讯逼供禁罪立法的特点。主要包括：罪主体特殊、犯罪对象特定、行为方式概括和犯罪目的唯一。第二部分详尽论述了现行立法规定的缺陷，包括犯罪主体范围不准确、犯罪对象过于狭窄以及转化犯规定的不合理问题。第三部分详细研究域外关于刑讯逼供罪的立法规定，包括对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的立法介绍以及与我国立法在罪名设置、类罪归属、犯罪对象和刑罚结构等方面的比较，析出我国在修改立法中的可借鉴之处。第四部分是本文的重点，重点研究了刑讯逼供罪的立法完善相关问题。根据域外关于刑讯逼供罪立法对我国的相关法律修改的启示，论述我国刑诉逼供罪的立法完善，主要有重置刑讯逼供罪犯罪主体的范围、扩大刑讯逼供罪犯罪对象的范围、增加结果加重犯的规定等相关立法设计。期望对我国刑讯逼供罪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