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特殊的委托代理问题使得国有企业高管的自利行为难以监管且屡禁不止,而激励机制是解决代理问题的重要方式。因为政府对国有企业高管的人事任免权和高管行政级别的设定,国有企业高管几乎具备了准官员的性质,所以相比薪酬和股权激励来说,晋升机制一直是国有企业高管极为重要的激励方式之一。已有的研究表明晋升激励如同一把双刃剑,持“政绩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晋升激励有利于高管高度自律、减少自利行为,通过提升经营效率和企业业绩来实现晋升的目标;而持“关系论”观点的学者认为晋升激励会导致高管为了“跑官”和维持形象而加剧高管的自利行为。十八大反腐风潮以来,高管显性腐败被极大的遏制,然而私有收益却因为形式隐蔽较难发现而有上升的趋势。国有企业的晋升激励是否可以如预期达到降低代理成本、抑制私有收益;媒体作为外部治理机制是否可以增强晋升激励的效果值得研究。本文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以我国沪深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2009-2016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国有企业高管私有收益的不同形式——超额在职消费与超额货币薪酬及其合并值,研究了高管晋升激励、媒体监督与高管私有收益的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在国有企业中,具有晋升激励的高管会降低自己获取私有收益的行为,尤其是对于央企的超额货币薪酬以及地方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晋升激励的抑制作用效果更加明显。2.媒体监督这一外部治理机制的加入,在整体上更增强了晋升激励与高管私有收益之间的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晋升激励与媒体监督内外部治理机制相结合的研究成果,而且在实践上为治理国有企业高管私有收益供了参考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