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但作为一门历史学分支学科,其起源、发展、研究状况以及在近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如何,尚未见有系统的讨论。缘于此,本文拟从史学史角度,对中国近代有代表性的外交史料汇编和外交史家学术实践作通盘的考察,力求在理论反思与史料梳理的基础上,勾勒出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基本状况,揭示其近代的外交理念与史观对中国外交史乃至整个近代学术所造成的影响,从中总结出这一学科发展的特点及趋势,评估其在近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人们提供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学科发展全貌。全文除绪论、结语外,凡七章。绪论部分,首先梳理我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研究之目的和意义,然后回顾与分析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对外交史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最后介绍本文的撰述旨趣、拟解决的重点问题和采取的方法,以及创新之处和篇章结构。第一章研究三朝《筹办夷务始末》。三朝《始末》开启了有清一朝大型官方外交史料编辑的序幕,其编纂活动历经三朝,成为一常设性的修史机构,其确立的外交档案的编纂范式,对推动后来官私编纂外交档案资料热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冲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束囿,丰富了晚清外交史的编纂内容,在近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故宫博物院将其影印出版,它的出版面世,推动了30、40年代外交史研究的不断发展,并直接带动了近代外交史研究风气的转变。从这意义上说,《始末》不愧为中国近代官纂外交史料的典范。第二章讨论王氏父子与《清季外交史料》。王彦威以经世思想,感愤时局,王亮游历欧美,考察海外,忧念外交的重要,他们历经半个世纪编成的《清季外交史料》,是继三朝《始末》之后私人纂修的又一晚清史料巨制,其编述与《始末》相衔接,从而使得晚清近七十年的外交始末得以全貌呈现。赅博的史料,辅以近代科学的编辑方法,使其史学价值更加得以彰显。它既丰富了史料编例,规范了编纂程序,刺激了后来外交史料纂辑之风的兴起。《清季外交史料》不仅有力促进了外交知识的普及,而且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获得重要突破的动力。第三章探讨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的学术成就。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到了蒋廷黻,进入了一个变革的临界点。在外交史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科学化转变之际,蒋氏为中国外交史做出了贡献,开风气之先。他以现代外交的基本原则,以开放的心态和思维,着重阐述近代世界普世的外交理念和思想,打破了传统狭隘的治学模式。而他在史学研究中始终服膺科学的方法论,以纵、横两方面的对比来论述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并将考证与义理相结合,探求历史真相。可以说,无论从史料搜求与整理层面,还是从研究理念与实践方面考量,他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都具有开拓和奠基意义。第四章阐述民国时期外交资料出版的新局面。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推进,在客观上需要新材料的不断出现和补充,在三朝《始末》与《清季史料》之后,民国时期迎来了史料出版的新局面。故宫博物院以自己所藏,继续整理清朝官方档案;在“信守条约”方针指导下以及修约、废约浪潮中的民国约章的编纂,外交部内部档案文件的定期颁布和刊刻,以及与现实相关联的各交涉案件的史料汇刊等先后问世,又直接开拓了外交史研究的新领域。这些外交史料的整理为20世纪30、40年代外交史学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第五章探讨断代民国外交史研究。在民国外交史料的整理出版及其研究热潮的推动下,在20世纪20、30年代,洪钧培和张忠绂以自己的史学活动,开创性地进行民国外交史的研究和编撰。他们采用专题的研究方法,对当代史实进行探讨。洪氏《国民政府外交史》,贯穿革命精神与革命外交,阐发自己独到的“史论”。而张氏的《中华民国外交史》,则在学术规范上更胜一筹。两部史著虽有不同的编纂风格,但作为一个整体,其出现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作为阶段性的重要成果,为嗣后外交通史的编撰作了重要准备。第六章论述中国外交通史的研究和编著。此一领域的研究,刘彦开其端,完成了一部九十余年前后相续、系统详瞻的外交通史,初步确立了其研究内容和编纂框架,对后来者影响至大。在刘彦之后,研究相对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从北伐战争到抗日胜利,前后有一批学者投入研究,多部史著相继问世,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他们还对研究中的重要问题积极争论、勇于突破,以钱亦石、万仲文为代表,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意义、内容、方法、框架和评价标准等诸命题作了理论探索,并以此指导史书的编纂。这种由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史学转变,是此一时期外交通史研究进步的一种表现,推动了近代化的外交史学研究。第七章以个案研究的形式,论述王芸生与中日关系史研究。他以自己对中日两国历史与文化的深入了解,和所具有的远东及国际关系的广阔视野,完成了代表作《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及其他一系列论文。不仅对近六十年来的中日交涉史料进行了系统的搜集和整理,而且广稽材料,抉微阐幽,对中日各自的外交特点进行了阐述;又以坚定的认识和独立思考的精神来评价人物,力求做到“论从史出”,对中日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两国及东亚前途出发,提倡中日“相安共存”的构想。其开放的思维、超越的眼光,为同时期治中日关系史者所罕见。其“纯任文献自身说明真相”的治史思想和内外并重、中西互证的研究方法,更为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范例。结语部分总结中国近代外交史学的发展特点。其研究人员以具有西学背景的专业化人士为主;史料在研究变革的每个阶段,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又与历史主题和时代背景相适应,其史观大多与近代契合;无论是史料编辑,还是历史本身的研究,其方法都不断趋于完善、成熟;学术实践始终贯穿着现代精神与外交理念。所有这些,都体现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近代转型。当然,在研究对象的认知、研究范围、研究态度和方法上也存有某些不足,值得反思。但其所构建的研究范式,是20世纪后半期乃至今天的外交史研究,仍须继承和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