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久远而深沉，对统一的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心理的形成意义重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著名的经典体系之一。然而，此四著作在何时连缀而被纳入一完整体系?其历史过程如何?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完成?这一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什么意义?学术界的先辈们对这些问题有过许多富于启发性的教导和暗示，或为片语，或为纲要，或为笔札，虽时有智慧之闪光，但惜其太简，亦不系统。本文以此为基石，欲对这些问题做一较为详尽和完整的分析。上述四个问题构成本文的四个部分：(一)《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在北宋之前的地位略述；(二)“四书”升格的过程；(三)“四书”升格的原因浅析；(四)“四书”升格与汉唐儒家礼学向宋明理学心性论的嬗变。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谓“升格运动”是指儒家著作从一般性地位上升为“经”的崇高地位的发展过程。 本文重点分析了“四书”升格的过程。中唐起，韩愈、李翱发起了儒学复兴运动。杨绾首先提出孟子升格的要求。韩愈高扬孟子其人其书，创儒学道统之说，以孔孟为正宗，晚唐皮日休承其说而复推之。李翱本诸《中庸》、《大学》而著《复性书》三篇，启后世儒者畅谈心性的旨趣。唐代儒学理论建树虽不丰，实开后世尊“四书”的先河。北宋初年，宋室与辽、夏三足鼎立，社会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赵宋朝廷急于稳定政权、加强君主专制，于是非常推崇儒学。邢昺、刘敞等人在学理上虽未摆脱汉唐注经的窠臼，但毕竟在训诂之外稍傅以义理，实包含开新之成份。宋仁宗时赐《大学》、《中庸》与新科进士，建孟子庙于邹县；范仲淹、欧阳修等当政者又以实际行动来推崇、推广“四书”。虽然他们“很少有时间来编造自身的幻想和思想”，但他们却是推动整个儒学复兴运动和“四书”升格运动的积极成员。北宋中叶，学统四起，硕儒辈出。周氏濂学本于《易》、《中庸》，奠定理学之基；荆公新学为官学，虽以《三经新义》为本，然考其著述，其扬《论语》、《孟子》之意颇浓；张载关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二程洛学明确将“四书”并行推举。此时，学者非常重视“四书”，并以之为核心建构了理学的基本理论，思想成果丰富。至南宋朱熹出，将“四书”集结出版，标志着宋学的确立，也意味着“四书”升格运动的最后完成。在朱熹那里，“四书”绝非简单地拼凑，而是一系统的整体，它为学者们提供了纲领性文献(《大学》)，基础性典籍(《论语》)，扩展性 资料（《孟子》）以及升华性宝典（《中庸》）。人们若以此修身养性，定见圣人之 道。于是“四书”便具有了独特的学术魁力，最终为后世所接受。 另外，本文就“四书”升格的意义做了一定的探索，这也是本文最终的归 宿和尝试创新之处。本文认为“四书”升格的过程与中国儒家从汉唐礼学重外 向性考察向宋明理学重内向性超越的擅变同步。人类从自身的特性出发，既可 以观察外部世界，又可以反思自己的心灵。前者可谓之“外向观察”，后者可谓 之“内向观察”。人类的外向观察与内向观察总是相伴随，不过，在一个时期内， 人类之侧重可能有所差异。人类的文化越往后发展，这种内向观察就变得越加 显著。这是人类文化史上的特有现象。在中国哲学史上，唐宋时佛教归于掸宗， 道教归于全真教派，儒家归于理学，确实也表现了三教从外在追求走向内在超 越的思维路径。本文无意探讨中国哲学从外向探索到内向超越的全部情况，仅 把儒家这一走向的轮廓做一大致的勾勒。汉唐儒家倾向于外在观察，以宇宙本 体为依据来指导人们的道德实践，表现为以政治关怀（“外王”）为恃征的礼学。 汉唐诸儒重天道而罕言心性，后学视之为“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唐宋之际，在 佛、道二教心性化的影响下，儒者对心牲问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从 儒家的立场来引申和发展自身的心陛学说，逐渐地从外向思考的路径转向内在 超越的路径。一方面，他们从儒家经典中发现了《论入《孟》、《学》、《庸》，因 为此四著作中包含着先秦儒学以心性修养（“内圣”〕为特征的内向超越的致思 取向。另一方面，对《论》、《孟》、《学》、《庸》四著作的阐扬和彰显，又使得 心性论内向超越的思维方式逐渐深化，最终促使儒家完成了从侧重外在规范到 侧重内在超越的擅变。前一方面说明了宋儒选择“四书”的一种学理原因；后 一方面则清晰地体现了“四书”的历史意义。“四书”对宋明理学发生着深刻的 影响，甚至可以说规定了宋明理学的重内在超越的致思路径。高扬“四书”，是 宋明理学的一个特征，“四书”所代表的心牲论思想也逐渐成为宋明理学的核 心。伴随着唐代后期儒者与宋明理学家对《论》、《孟》、《学》、《庸》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