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碳中和不仅是我国向国际社会做出的庄严承诺,也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实现“30·60”目标的历史进程当中,金融业的引导作用不容忽视,我国正在构建全方面的绿色金融政策体系,以引导经济社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而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情特色决定了信贷资金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和绿色信贷在绿色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当前,主流的绿色信贷政策往往是以银行业金融机构采取融资约束的形式,倒逼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转型,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绿色发展。然而,绿色信贷政策的效果显现,不光体现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授信流程一端,更需要从企业以及市场的反应角度加以分析。其中,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之后,市场对重污染企业的价值判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市场与绿色信贷政策的配合程度以及市场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认同程度,这对于政策效果评价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首先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归纳整理,梳理了现有文献针对绿色信贷政策及企业估值的细分研究方向,针对现有文献的可创新之处,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公司估值方法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绿色信贷政策的实际背景,探讨了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估值的影响机制。随后,本文通过2008年-2020年A股所有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将其中的重污染企业设定为实验组,将非重污染非环保企业设定为对照组,并以2012年我国《绿色信贷指引》这一标志性的绿色信贷政策颁布时间为时点,构造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估值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所有权性质、所属地区、所属行业差异化背景下的差异化影响及该政策的动态效应。最后,从全文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出发,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本文研究发现:第一,绿色信贷政策的颁布,对重污染企业估值造成了负向影响,即2012年《绿色信贷政策》颁布使得重污染企业估值显著下降,该结论也得到了不同角度的稳健性检验支持。第二,企业所有制差异会显著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估值的抑制程度,非国有重污染企业估值将会受到更明显的抑制。第三,企业所属的区域差异也会显著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估值的抑制程度。第四,企业所属的行业差异同样会显著影响绿色信贷政策对重污染企业估值的抑制程度。第五,单个绿色信贷政策的影响持续时间有限。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体系,推进松弛有度的监管机制。第二,破除企业所有制障碍,全面推行绿色信贷政策。第三,细化绿色信贷政策,适应差异化发展基础。第四,持续推进绿色信贷政策体系,实现绿色发展常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