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不单单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是带有特定目的的跨文化交际活动。上世纪七十年代,翻译研究发生了“文化”转向,关注重心由应该怎么译转向为什么这么译。由于文化转向自身存在过于空泛的趋向,加之文化和社会关系密切,文化转向最终落实到“社会”转向上。因此,社会翻译学诞生。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关闭已久的大门,被学界认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及《南京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走向世界。这段启动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历史开端向来为学者关注。随着翻译研究由文化视角向社会视角回落,社会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勃兴,该条约涉及的翻译问题开始引发学界的研究兴趣。本文以社会学“行为体-结构”互动关系为分析框架,围绕《南京条约》英文版“cede”一词的不忠实译法展开讨论,主要运用米凯拉·沃夫（Michaela Wolf）提出的社会学视角下翻译研究的三项内容:翻译主体社会学、翻译过程社会学和翻译文化产品社会学进行分析。一方面要呈现该译法背后存在的强大社会结构,以明示翻译行为受社会结构制约的事实;另一方面,通过揭示这一不忠实译法突显的译者施动性,强调翻译活动主动改造社会结构的效能。研究发现,“cede”一词的不忠实译法是译者马儒翰基于特定目的故意为之的结果。由于当时清朝秉承着“华尊夷卑观”,没有可以依赖的翻译人员,只能依赖马儒翰的“居间翻译”。而马儒翰为了英方的利益,故意将“cede”一词改译成“给予”,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