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政治地理的理论和方法,以政治实体生成发展中重要的资源、政治文化和地缘关系三个要素为切入点,具体分析秦王朝的资源控制与调配、政治文化内涵与构建,以及与周边政治实体和族群的地缘关系,重新认识秦的边界、政区、交通与秦制秦政,建构秦王朝的政治地理格局。边界是两边或多边势力的均衡线,秦代的边界形态由战国时期小规模的“封”和“沟”演变到庞大的“塞”和“徼”,这既是秦王朝资源总量丰富、资源调配力强的表现,亦是秦统治者加强资源争夺与控制的表征。边界上人力资源的争夺,本质上是族群认同和归属的斗争,涉及到秦人的夷夏观与秦王朝的地缘战略。战国后期,秦国进入“诸夏”行列,在扩张进程中,继承“夏”的政治符号,后以凝聚力和认同度更高的“秦人”取代“夏子”作为自称。秦统一后,成为“华夏”的唯一代表,处在华夏势力扩张期,此时华夏“边缘”并未明确化、固定化。秦王朝占据与周边政治实体或族群地缘关系的主动权,军事地缘战略以法家“国强而扩”思想为内核,权衡成本-收益与现实条件,实施西北攻守相济、东北消极防御、西南尝试扩张、东南积极外扩的灵活策略,文化地缘战略亦有南北之分,在北方“严华夏之别”,在南方“用夷变夏”,但“用夷变夏”的成效不佳。“夷夏之辨”实际是政治文化中王朝内部向心力和政权认同的一个侧面。秦王朝无法实现“用夷变夏”,一大原因是其内部政权合法性与正统性没有树立起来,尽管秦统治者从礼俗、法律、吏治等多个层面做出尝试,但其政治文化构建终因强制与僵化导致的文化不融合和反抗而失败。秦之所以要构建与西周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是为了匹配皇权至上和中央集权体制。秦的地方控制以成熟农耕区为基础,辅之以完备的交通道路体系、邮驿体系和行政运作系统。无论从资源调配还是政治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秦王朝都形成了“故地”（核心区）——“新地”（中间区）——边地（边缘区）的三层格局,单以农业资源切入分类,秦王朝政区则可分成核心区、黄淮区、江南区和边缘区四大资源区域,各区内部普遍存在内地—边缘结构。秦王朝的灭亡,更多由于内部转型失败,秦政治理念、政治制度与行政运作的弊端加速了失败的进程。汉承秦制,一定程度上是早期华夏王朝这样一个政治实体的发展定型。由王权向皇权、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的转变没有随着秦亡停止,汉代继续着秦代未完成的转型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