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旨在预防和挽救被判刑人员的移管实践越来越多，截至2012年2月，我国司法部共收到外国请求和中国请求的被判刑人移管案件198件，涉及20多个国家，其中韩国107件，伊朗32件，俄罗斯20件。我国成功向外移管的案件数量上扬趋势十分明显。而仅就2011年，我国就向外国实际移管10名外国籍被判刑人。自1997年我国首次开展无条约下的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向乌克兰移管乌克兰籍被判刑人克里米诺克·奥列格和舍夫佐夫·杰尼斯案。我国于2003再度开展无条约下的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向喀麦隆移管喀麦隆籍被判刑人孔加·萨尔瓦多案。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日益发展，跨国、跨境犯罪现象也越发凸显，而旨在预防和挽救被判刑人员的移管制度也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日益突显出重要性。　　然而，由于我国至今尚未对被判刑人员移管进行立法，未能形成体系性的法律制度，而现阶段的移管主要依靠我国《刑法》第10条、《刑事诉讼法》第17条以及所签署尚不足10条的双边移管条约展开。由于，立法层面的缺位，导致司法实践操作的一致性、连贯性及规范性的缺失，而被判刑人移管实践数量的不断增长，导致了这种立法缺位和实践操作规范性缺失的紧迫性日益凸显。就此，本文以此为题，以我国司法实践及制度状况为基础，以相关国际公约、条约、协定以及国外立法例为参照，进行对我国被判刑人移管制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并从立法层面提出完善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的设想。本文分为三编:第一编为基本概述，主要针对被判刑人移管的相关基本概念、涵义进行界定和梳理，在此编共分为两章;第二编为我国被判刑人移管的现状及问题，包括司法实践状况和制度状况，此编共分为三章;第三编为完善我国被判刑人制度，从立法层面提出完善设想，此编共分为四章。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编以对被判刑人移管的相关基本概念、涵义的厘清、界定为主体内容。以“被判刑人”与“囚犯”“在押犯”“已决犯”以及“移管”与“移交”的术语差异为开编，认为从体现对犯罪人基本人权的尊重角度出发，认为采用被判刑人的术语较其他更为合理，从移管体现权力的让渡及互换性角度，认为采用移管较为科学，从而认为被判刑人移管的涵义是指一国家或地区将触犯本国法律或本地区法律而被判处自由刑的外国公民或者非本地区居民移交给其国籍国或惯常住所国或者户籍所属地区或经常居住地区，使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服刑改造，以利于重返社会的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制度。据此涵义，从移管的主体、对象以及法律依据描述其特征。由此总结得出该制度的价值在于最大限度实现刑罚目的、刑罚人道化价值以及实现当事两国的互惠、共赢价值。同时进一步捋顺被判刑人与引渡、遣返、刑罚执行转移、刑事诉讼移管等相关相近概念、术语的差异，以进一步加深到被判刑人的理解。在对这些基本概念术语厘清、框定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梳理被判刑人移管制度肇起与欧洲并成熟、发展与欧洲及美洲的渊源进行梳理，进而针对当前域外的被判刑人移管制度的现状进行简要的现状概括及对其发展趋势进行总结，并在这些基础上总结其对我国完善被判刑人制度的经验及启发。　　第二编以对我国现阶段的被判刑人移管的司法实践及制度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为主体内容。以当前我国被判刑人移管的制度概况为起点，主要针对我国缔结或参加的相关双边、多边条约的状况以及我国国内立法概况进行概况总结;进而对我国被判刑人现阶段的司法实践做一个概览，进而总结出我国在外向移管由于刑罚适用方式的差异、刑罚折损过度以及附加刑的原因导致移管受阻;在内向移管中由于外国刑事判决承认的立法不足、刑罚权让渡程度不足影响继续执行方式的选择等原因阻碍其移管，同时认为内向与外衣受阻主要是继续执行刑罚方式的不确定、双重犯罪原则贯彻障碍、刑罚适用障碍、被判刑人意见受阻以及移管拒绝或否的不确定的原因。进而从被判刑人移管的制度层面上阐述我国在一事不再罚的贯彻、移管本质、立法缺位的制度问题，进而提出应对措施和策略。　　第三编以完善我国被判刑人移管制度设想为主体内容。从无论是被判刑人移管的立法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应当遵循以相互尊重主权及管辖权以及有利于被被判刑人为主体的基本原则，也应该遵循包括一事不再罚、双重犯罪、移管不恶化、尊重判刑国犯罪事实认定以及判刑国管辖权保留组成的一般性原则;进而移管对象应以执行国公民为原则、协商为例外、以自由刑为移管适用刑罚种类、以一年限为原则协商为例外、穷尽救济手段和三方移管一致同意为原则及其例外情况组成的移管跳进进行探讨;进而对移管的强制性拒绝事由和选择性拒绝事由进行分析，并分别对移管对判刑国、执行国的效力进行探讨，以及移管后继续对被判刑人继续执行刑罚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包括继续执行刑罚方式的选择、刑罚调整方式的具体类型、刑罚调整的原则和规则、继续执行刑罚中法律的适用以及特殊情况的处理等进行深入的分析、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