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3年开始,“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相继实施,这是我国调整人口结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重要人口调控举措。然而,生育政策调整后,实际人口出生状况并未达到预期且相距较远,而且女性在劳动市场表现的弱势地位进一步显现,女性低生育意愿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弱势地位并存,一方面阻碍了我国生育政策调整的实施效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女性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发挥。因此生育和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矛盾是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和劳动力市场运行有效性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以育龄期女性为研究对象,以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为研究范畴。在准确界定女性生育含义及其测量指标、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概念及其主要分析内容、“惩罚”效应含义及其使用范围的基础上,侧重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三个环节的具体影响,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参与状况、劳动力市场过程的就业稳定性和劳动力市场结果的工资收入三个方面。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理论推理和实证检验两个方面,客观分析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影响和“惩罚”效应。对该问题的研究有助于聚焦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的主要原因,并为缓解女性生育和就业矛盾、促进职业女性理想生育意愿的实现和完善女性劳动力市场保护,提供有效的政策干预视角。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几点:从劳动参与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得出如下结论: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产生显著的“惩罚”效应,但对男性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且生育数量越多女性劳动参与概率越低。女性生育行为将导致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概率平均下降11.74%;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将导致女性劳动参与概率下降6.67%。学龄前孩子对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概率有负向影响,尤其是0-3岁孩子对女性劳动参与存在显著的“惩罚”效应。0-3岁孩子的存在使女性劳动参与概率显著下降16.38%,农村女性劳动参与概率受0-3岁孩子的负面影响更高,达到了 19.96%。从就业稳定性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主要结论如下:生育会提高女性就业中断风险发生的概率,但对男性影响不显著。女性生育行为可能导致其就业中断发生的概率显著提高10.15%。已生育女性中,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女性就业中断的概率将提高3.96个百分点。具体地,与生育1个孩子的女性相比,女性生育2个孩子则就业中断概率将提高4.75%,反映了生育数量越多女性劳动力市场就业稳定性越差。有0-3岁孩子会使女性就业中断风险发生的概率提高7.5%,但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这种“惩罚”效应逐渐消失。此外,在不同经济所有制部门中,私营经济部门的女性就业稳定性最差,私营经济部门已生育女性发生就业中断的概率会显著增加10.86%。0-3岁幼儿照料安排使私营部门女性发生就业中断的概率显著增加7.37%。所以私营经济部门的女性就业稳定性更容易受到生育的影响。从工资收入角度考察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的“惩罚”效应,研究结论如下:在不同收入分布水平上,生育数量每增加一个单位,女性工资收入将显著下降8.11%-9.28%,具体的,生育两个孩子对所有收入水平的女性均存在“惩罚”效应,且无论生育数量多少,低收入的女性都会面临稳定的生育收入“惩罚”。0-3岁孩子照料对中等及以下收入水平的女性会产生“惩罚”效应,将使其工资显著降低11.9%-26.1%,且收入水平越低,0-3岁孩子照料的收入“惩罚”效应越大。地区差异进一步显示,东部地区中高收入水平女性面临较大的生育工资“惩罚”效应,而西部地区低收入女性受0-3岁孩子的收入“惩罚”效应比较突出。结合实证研究结论,本文还进一步总结和分析了生育对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的具体表现,结果发现,女性劳动力市场表现“惩罚”效应主要是由于女性劳动力市场保护的规范性不足和儿童托育服务不完善。同时,在梳理和总结国外劳动力市场保护和儿童托育服务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第一,要转变政策引领思路,构建生育成本社会化分担机制;第二,推进性别反歧视立法,发挥法律先行的基础作用;第三,关注0-3岁儿童照料,支持和引导社会托育服务体系的发展;第四,提供相对宽松的工作环境,帮助缓解女职工的工作/家庭冲突。此外,女性自身也应梳理正确的工作家庭观念,理性对待职场和生育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