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的社会认知研究没有超越国家利益,但国家利益不是先验固有的,而是两国在认知和行为互动中建构的,并在中印两国认知具体事件、外交政策和相关行动中得以体现。抽象的国家利益概念也因此而变得具体化、可操作化。这样,中印两国的认知(自我认知和客体认知)就同中印关系(结构与进程)形成因果关系,后者是前者的函数,即两国的相互认知构成自变量,而中印关系则是因变量。 社会认知不同于元认知心理学上纯粹的心理分析,在社会认知视野下,认知主体的价值信仰(含历史传承)、学习过程、环境因素就成了影响中印两国认知的核心因素。这些因素作为社会认知变量的子变量实际上构成了中印关系的远因。中印关系的曲折历程就是两国认知与相关行为互动的逻辑结果。 中印两国的相互知觉决定两国的政策选择与行为模式,进而形成双边关系结构。基于社会认知的本质——主体感知客体,中印两国的认知过程和结构出现错误知觉在所难免,再加上认知相符、诱发定势、认知固化、愿望思维、认知失调等属性,两国之间一旦出现错误知觉或知觉错位,就极易进入一种恶性的互动螺旋状态。中印关系中的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安全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这些特性。中印边界问题长期悬而未决,两国在西藏问题上龃龉不断,在传统安全领域互信程度很低。中印双边关系除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短暂的“印地—秦尼—巴伊巴伊”(印中两国人民是兄弟)外,大部分时间处于敌对或冷漠状态。 同中印两国彼此的总体认知路径——从非敌非友到善意友好、到敌人威胁、再回归到非敌非友——相对应,两国关系也经历了摩擦合作、友好合作、边境冲突与战争、敌对冷漠、竞争合作的轨迹。 认知相符、认知固化、认知失调机制等属性并不排斥社会知觉的可变性。认知主体的信仰(结构和内涵)在持续外压下的转向、学习过程的功效、国际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