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末,迁台近30年的国民党当局主动解除戒严,逐步推进体制的变革。政治结构的变迁伴随着管制的放松,集体抗争行为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熟知的政治诉求伸张形式。无论是麻风病患、工人、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还是知识分子、学生、白领甚至政府官员这样相对精英的阶层,都曾在某些情况下通过集体抗争来伸张自己的诉求。自1980年代以来,台湾民众的诉求伸张形式——也就是本研究所重点关注的斗争剧目——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演变。在1980年代中末期的自力救济运动中,葬礼抗议、求神问卜这样出自传统文化的剧目在运动中时有所见。到了 1990年代初期,一些运动者成立正式的社运组织,通过游行示威等方式来与国民党当局议价。进入1990年代中期,社运组织在与政党的互动中,逐渐被后者同化,抗争的方式也越来越接近常规政治的轨道。与此同时,以日常生活作为改造对象的社区运动也开始蓬勃发展,新的剧目被创新出来,成为下一阶段的常备剧目。进入21世纪之后,一方面,以反核运动为代表的、基于正式组织的社会运动逐渐被吸纳到体制,不情愿地成为常规政治机器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则是台湾的青年学生们以弱联系相互连结,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台的庞大的动员网络,不仅抵挡住了政党对社会运动的资源汲取,而且发动了众多影响深远的社会运动。在这些运动中,为了避免参与者的流失,青年运动者在参与者所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中挑选抗争的形式,最终使斗争剧目形成了世代化的特征。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台湾集体行动斗争剧目的演变?人们在不同的斗争剧目之间转换的约束条件和机制又是什么?本研究以“宏观结构关照下的机制研究”为方法论取向,从经验案例出发,通过挖掘导致斗争剧目演变的因果机制来回答本研究的核心问题。通过对经验案例的梳理可以发现,台湾斗争剧目随着政治结构的变迁,在四个阶段中发生着演变。在这四个阶段之中,政权的变迁及其对社会运动的遣散策略,都深刻影响了台湾运动者对斗争剧目的取舍或者创新。在戒严后期,紧缩的政治空间使运动者只能依赖于已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并根据政权的反应,本能地将传统文化因子照搬到斗争之中。在自由化时期,政治空间的开放使运动者得以成立正式组织与政权理性地议价;但此时政权的强力压制策略则导致了运动者与政治反对力量的结盟。在民主化时期,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两个方面影响了斗争剧目。首先,选票的压力使国民党当局降低了对镇压策略的运用,但也导致了民进党与社会运动之间结盟关系出现了裂痕。其次,政权对“新国族想象”的打造,促成了台湾社会本土意识的兴起,这带来了一系列具有本土认同倾向的社区运动的兴起。在政党轮替时期,民进党的执政最终反而导致了反核运动的制度化;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政权与社会之间对合法性认知的差异,直接形塑了一系列学生运动的斗争剧目。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在各种导致某一时空内社会运动剧目发生变化的条件中,政治结构的变迁、以及政权与社会运动之间的互动过程,对于该时空内社会运动的斗争剧目有重要的形塑作用。简单地说,台湾斗争剧目的演变过程是一种“结构化的偶然”:斗争剧目的演变范围受到特定时空下政治结构的约束,而它具体的演变结果则是在社会行为者与政治行为者之间持续的互动中逐渐确定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