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城市化理论认为，城市是专业化分工演化的产物：在集聚经济的条件下，空间集聚为专业化分工提供所需要的市场规模，使得专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具有相应的市场容量；分工深化由于空间集聚降低了生产成本、运输成本和交易成本，获得空间集聚的外部性效应，进而实现报酬递增。据此，空间集聚与专业化分工之间的联系通过外部性和报酬递增实现。在此循环积累过程不断演进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区域性城市化发展、规模扩张、生产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以及越来越广泛的空间集聚与空间分工相联系—城市群也由此产生。21世纪，区域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城市群时代，不论是世界五大城市群，亦或是我国的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所发挥的增长极效应，城市群都被公认为顺应国际城市化的发展趋势、高效整合区域资源的最有效形式，被上升为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国家战略。中国政府早于“十一五”规划期间就明确提出将城市群模式作为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主要举措，2014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要“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使之成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成渝城市群作为西部最大的城市群，于2015年成功升格为国家级城市群，是我国西部经济高地、国家主体功能区重点开发区域、国家新型城镇化示范区，有潜力成为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之后的中国第四个经济增长极。成渝城市群担负着促进西部大开发，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伟大重任。然而现实情况表明，成渝城市群在现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城市规模体系不合理、城市群内部产业趋同严重、尚未建立完善的分工协作机制等突出问题。因此，本文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及其城市化理论框架，运用集聚经济、专业化分工、经济增长、中心地理论等基础理论，以成渝城市群为具体研究对象，将城市规模、专业化分工以及城市生产率纳入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之中，考察城市规模与专业化分工对城市生产率的协同影响，探寻不同规模城市所对应的专业化分工环节。对于建立层次分明、规模各异、有序运行的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体系，充分发挥双核心城市的增长极作用，弥补中小城市“塌陷”短板，密切各城市之间的产业协作、功能互补，进而推动西部新型城镇化进程，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实现协调、均衡、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本文的主要内容有：　　（1）通过对集聚经济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以及中心地理论的梳理，将城市规模和专业化分工置于统一分析框架，厘清规模分布与专业化分工对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机理，为后续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2）通过运用《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4-2014）中成渝城市群的市辖区相关数据，对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分布、专业化分工水平以及城市生产率进行计算和分析，考察三者所表现处的现状和特征，为实证研究和政策建议提供现实基础。　　（3）通过模型的推导、设定、指标的选取，对成渝城市群城市规模、专业化分工和城市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分位数回归。　　研究结果表明：　　（1）成渝城市群的城市规模与城市生产率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门槛规模”在1000万人口规模附近，因此重庆市要警惕“拥挤效应”带来的城市集聚不经济。　　（2）成渝城市群的分工已经由产业内分工演化为产业链分工，呈现出中心大规模城市的管理和研发职能不断增强的同时周边中小城市的生产制造职能也在持续强化的特征。　　（3）本研究在引入功能专业化的概念之后，重庆和成都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生产率会随着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得到提升，这表明专业化经济对于大规模城市同样适用。　　（4）成渝城市群100-200万人口规模城市存在较大的成长空间。自贡、泸州、绵阳、宜宾、南充等城市其人口规模有潜力向200万规模等级进军，此类城市应该依托已有的产业基础加强人口集聚，加快城市用地和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城镇化进程；遂宁、内江、广安、资阳等城市应该充分发挥其劳动力优势，加强对生产制造部门主导产业的培育，加快融入城市群功能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