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民法总则》在第六章对“民事法律行为”制度进行系统规定。令人遗憾的是《民法总则》未能区分财产法律行为和身份法律行为,而仍然以合同行为作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样本,以致《合同编(草案)》合同效力部分无须规定合同无效、可撤销、效力待定等这些瑕疵民事法律行为,而其他领域,尤其是身份领域或身份性财产权领域,并不能直接适用总则中关于瑕疵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规定,使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继受有余而创新不足。应当肯认财产民事法律行为和身份民事法律行为具有重大区别;而事实上,由于人格权不可放弃、不可让与,根本就不应存在人格民事法律行为(只存在人格性的民事法律行为,如人格利益商品化行为)。《荷兰民法典》就把民事法律行为规定在了意定权利和意定义务的基地——财产法中。在法律行为制度的发源地德国,法律行为当然地分为财产法律行为和人身法律行为,只是法律在人身法中对私法自治限制的更为明显。潘德克顿的东亚继受国表现出了对法律逻辑抽象的疯狂,但是如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选择性的认为潘德克顿是物债二分的体系,人身法被所谓的“事实先在性”理论驱逐出法律行为制度。由此影响,身份法与总则的关系争论不断。身份法中的意思瑕疵理论是身份法律行为的重要内容,现实生活中婚姻、收养等法律行为发生错误、欺诈、胁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但与此相对比的是身份法律行为的意思瑕疵理论研究的碎片化,其系统性和科学性严重不足。身份法律行为的意思瑕疵制度设计应兼顾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性和身份法律行为的特殊性。身份法律行为的意思瑕疵的研究既可以解决许多实务上的难题,并为新出现的身份法律行为提供指引,又可以丰富人身法律行为制度的内容,厘清其与民事法律行为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