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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全面趋同,中国财政部提出上市公司自2009年起应当在利润表中同时单独列示“其他综合收益”与“综合收益总额”。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从2007年比较正式地引进综合收益理念到2009年两年间综合收益及其他综合收益并未受到很多关注,是因为虽然2007年准则更新提及上述概念但是截至2009年政策才正式规定在利润表及财务报告附注中列报上述项目。在分析了研究背景后,指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等。在文献综述部分本文回顾了国内外其他综合收益和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相关文献并进行分析比较。国内关于综合收益这一块的研究从寥寥可数到日渐丰富起来,刚开始大部分是围绕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概念、确认原则和列报的研究,发展到对其价值相关性的研究,并将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与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作出比较,又有学者将其他综合收益拆分为具体项目,进行更细化地研究价值相关性并结合其他因素考虑。国内关于其他综合收益总额及其构成项目价值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大多受限制于披露时间较短、数据质量不够高、代表性不强和数量不丰富的劣势,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发展较缓慢。国外引入相关概念较早因此资本市场数据较之国内充分,所以对前述研究相对国内更活跃内容也多一些。但是相同的一点是,有关其他综合收益能否提供增量价值信息的探究,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得出统一的观点,甚至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一种是综合收益的价值相关性检验结果比净利润强,意味着其他综合收益带来的增量价值信息可以提高综合收益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相对的一种是净利润的价值相关性比综合收益高,也就是说其他综合收益没有给资本市场带来增量价值信息。紧接着,本文分析了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几点原因。综合收益观念的不断普及会促使披露的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信息积累越来越多,数量更多质量可靠更有代表性的样本量也能促进日后研究结果更加可靠、客观、可信,关于综合收益、其他综合收益的研究也会更加精细化。 本文紧接着对其他综合收益、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等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并且仔细比较了2014年7月准则修订之前其他综合收益与资本公积的区别。同时在参考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其他综合收益单独列报于利润表的必要性和存在价值相关性原因的相关理论基础,为实证检验的假设夯实理论。收益理论的提出、传统会计收益和经济学收益的对比指出了其他综合收益产生的根源和重要性,并且强调了在利润表中列报其他综合收益的必要性,干净盈余理论、收入费用观与资产负债观的比较这两个部分指出其他综合收益符合资产负债观、全面收益观的理念,符合客观经济环境发展的条件,可以更好地表现企业收益,对提高投资者预测企业价值的准确性也大有裨益。然后进一步通过有效市场假说理论和信息观说明在利润表和财务报告附注中单独列报其他综合收益是如何影响资本市场的,通过怎样的方式与公司价值产生相关性。在理论基础的最后一部分提出了本文的创新点即对其他综合收益的重新度量,本文在参考了张金若(2013)等“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性质及其后果—来自股票报酬和高管薪酬视角的重新发现”文章的基础上,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的度量方法重新设计,即以当年度其他综合收益的发生额为度量基础,不减去前期计入其他综合收益当期转入损益的金额。在本文创新点的阐述中重申了一个重要但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关键点:会计的实证研究,不能直接不考虑研究的背景简单地采用财务报表高度综合的数据作为研究变量的数值,一定要考虑具体的变量对应的会计核算过程,是否需要变换计算方法生成数据,同样说明另外一点,熟悉对应会计准则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提高实证研究的水平和保证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实证方面本文以2012-2014年三年间沪市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样本,通过计量工具检验股票价格与综合收益总额、其他综合收益及其具体分解项目、还原后的其他综合收益及其具体分解项目等之间的关系。除了一部分可以直接在CSMAR数据库里搜集到的数据外,针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分解内容数据搜集和对其他综合收益总额和具体内容还原的过程都是通过逐份分析1349份上市公司年报财务报告附注进行的。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手工搜索及整理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变量间相关性分析。然后按照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面板回归。本文在实证部分提出了六个假设,并一一验证。回归结果显示符合理论部分提出的假设,因此得出如下六个结论:综合收益信息通过了价值相关性的检验;其他综合收益信息含有增量价值相关性。换言之,其他综合收益信息的披露丰富了会计报表,展现给会计信息关注者更加全面的信息;包括了其他综合收益的综合收益,以列报净利润的同时单独列示其他综合收益的形式表现出更高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证明,以“净利润+其他综合收益”形式披露综合收益,投资者可以完整地识别企业所有的收益,获取更全面的投资信息;还原后的其他综合收益信息也通过了增量价值相关性检验;具体分解内容中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项目具有价值相关性,现金流量套期保值对应部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对应部分、在被投资单位中享有权益对应的部分在模型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价值相关性;具体分解内容中还原后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其他项目具有价值相关性,还原后的现金流量套期保值对应部分、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对应部分、在被投资单位中享有权益对应的部分在模型中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价值相关性。 在实证分析的最后一部分进行稳健性检验,但是由于本文的样本数量不是很丰富,而且筛选过程相对比较严格,本文在进行稳健性检验时发现替换变量的缺失值太多,检验结果客观性可能不强,所以本文并未采取替换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而是以实证分析中的假设4和假设6替代稳健性检验。假设4和假设3的模型是一样的,但是对其他综合收益的度量方法重新设计了,还原后的其他综合收益数据是逐份分析年报计算得来的,和假设3中从数据库中下载的数据不同,假设4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假设3的检验结果是稳定的,不论还原前的还是还原后的其他综合收益都具有价值相关性,假设6和假设5同理。通过改变其他综合收益及其具体项目的度量方法重新分析,证明本文的实证检验具有稳定性。 根据理论分析以及本文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为基础,同时具体考虑国内资本市场的情况下,本文提出了相关建议:建议财务报表使用者应更加关注综合收益观,增强其他综合收益项目也很重要的意识;并建议政策制定者细化其他综合收益中其他影响的内容披露以及对综合收益的概念进行更多的宣传和引导;建议加强对2014年准则修订部分的宣传,促进企业尽快完成将以前形成的其他综合收益事项由“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到新所有者权益科目“其他综合收益”之间转换,也可以促进规范资本市场的信息披露,为市场提供更加准确的信息。 在正文末尾,首先提出本文数据样本量不是很丰富的局限以及模型可能存在的不足等。紧接着指出后续研究展望:例如可以通过选取不同区域或行业的样本数据对其他综合收益的信息含量和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随着资本市场数据愈加丰富及其他综合收益披露时间增加,在以后实证检验和分析可以选取时间跨度较长的数据进行研究;由于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国别差异,相关研究还存在可以拓展的空间,特别是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资本市场中继续发挥作用,样本数据越来越丰富,以后会有更多不同的视角可供研究学者们深入探究,同时能够判断相关准则在实务中的执行效果;研究学者有关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研究方向也可以延伸至其他综合收益价值相关性的系数符号方面,并且可以探讨系数呈现正数或者负数的理论原因;在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其他综合收益的具体分解内容的价值相关性研究比较少,而且在具体分解项目价值相关性的理论基础方面的研究也不丰富,这也可以作为研究学者们开拓的方向;2014年7月关于其他综合收益的准则修订带给资本市场的影响也可以成为未来相关领域的一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