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作为居民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其价格的波动会对居民的非住房消费行为产生重大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背景下的多数研究都肯定了房价上涨与居民非住房消费的正相关关系,即住房资产有正财富效应。然而,我国学者的研究结论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存在住房的“财富效应之谜”的现象。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总结,本文认为,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为代表的主流消费理论为分析框架住房财富效应的研究,均以完全理性的代表性消费者展开,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异质性、市场环境差异性、以及消费者有限理性等因素的影响。此外,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大多关注的是房价与非住房消费之间的直接相关关系,忽略了住房市场运行状况和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等市场环境因素和微观家庭异质性的影响。因此,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环境以及住房市场运行状况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对不成熟,且区域差异性较大的现实背景,论文将市场环境与家庭特征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将拟解决的关键问题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1.房价上涨到底是会产生正财富效应还是负财富效应?住房财富效应的大小与方向是否会依赖于市场环境?2.不同家庭在面对住房价格波动时,其消费行为是否会做出不一样的调整?3.金融发展和住房市场情绪波动对不同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有何异质性影响?为解决以上问题,论文首先结合我国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在城市层面上识别住房财富效应是否会依赖于市场环境;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s)的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从微观上探究房价对不同家庭非住房消费的异质性影响,以期从中分析微观主体在面对房价波动时的心理变化与消费调整;最后,基于对微观主体行为的分析,将家庭微观异质性和金融市场,住房市场的区域差异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究金融市场发展以及住房市场情绪波动对不同家庭的住房财富效应发挥的异质性调节作用。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而言,房价上升会存在正财富效应,即住房价格上升会显著促进家庭的非住房消费。同时,住房财富效应的大小与方向依赖于家庭特征。对于房东而言,住房资产有正的财富效应;而对于租房者来说,住房价格上升会抑制租客消费,这种抑制作用对于年轻租客更为明显。其次,住房价格上升对非住房消费的刺激作用,对于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更加明显。2.城市层面的研究和家庭层面的微观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有助于强化住房的正财富效应(削弱负财富效应)。这一正向调节作用对受到信贷约束的家庭更加明显,即金融市场化会通过缓解受约束家庭的信贷约束,从而增加消费。年龄分组的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会强化房价上升对中年家庭和老年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对年轻家庭而言,金融发展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3.住房市场的运行同样对住房财富效应的方向和强度有重要影响。城市层面的门槛回归结果表明,在房价收入比小于7.9850的情况下,正财富效应占主导,在房价收入比大于7.9850时,住房价格波动对消费没有明显作用,因此合理的房价水平有助于发挥住房的正财富效应,促进住房财富转为消费动力。微观家庭层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住房市场情绪波动对于住房财富效应也有明显的调节作用:积极的市场情绪会削弱受信贷约束房东的正财富效应;但是会通过强化绝望的消费效应,缓解房价上涨对租客消费的抑制作用。此外,市场情绪上涨会刺激购房热情,提高购买住房的可能性。本文的研究贡献在于:首先,在研究视角上,将金融市场、住房市场与家庭特征同时纳入到统一分析框架,考察在中国情境下,市场环境和家庭异质性对住房财富效应的作用;其次,在理论分析层面,把金融市场发展和住房市场情绪引入住房财富效应的分析中,建立了更加符合实际的假设,拓展了以生命周期—持久收入理论为代表的主流消费理论分析框架;最后在实证研究方面,本研究对以往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有所改进,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内生转换模型等,保证估计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在本文的研究基础上,后续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进行探讨:首先,随着数据的进一步完善,对于我国住房价格下跌的财富效应以及住房财富效应的动态变化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此外,广义上的住房财富效应,即住房价格和住房财富波动对投资、资产配置和家庭幸福感等等的影响在未来可以进一步深入挖掘,实现更系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