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最大限度的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于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设置“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第五编第一章)。然而,该章没有特别规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依据第276条“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除本章已有规定的以外,按照本法的其他规定进行”的规定,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应适用“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第五编第二章,学界称之为“刑事和解”)有关条款。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和未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价值取向是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而“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基本目的在于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纠纷,该程序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如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该程序,结合相关理论与实践,我们认为存在以下问题：第一,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整个过程体现了鲜明的国家主导特征,而刑事和解是建立在当事人的立场上的,导致未成年人保护立场与当事人立场间的内在关系紧张；第二,现行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的实践之间差异明显,造成法律适用上的困境；第三,附条件不起诉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都可能获得不起诉的结果,产生交叉重合；第四,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实践中异化的现象也不可小觑。面对这些问题,必需对症下药。我认为,第一,刑事和解应该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法律须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第二,现行法律规定的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狭窄,须适度扩大适用范围；第三,对于未成年人刑事和解与附条件不起诉的交叉重合,须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第四,针对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实践中典型的异化现象,须强调司法机关与未成年人本人的参与性,保证赔偿标准法定化。只有这样,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