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桓帝即位(公元147年)至建安十年曹操碑禁(公元205年)期间的碑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碑文在汉末的兴衰变化,试图以此揭示文体的演变与社会制度、社会风气及文化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透过碑文这一视角,来观照汉末极盛的人物品评,以对士人价值观念的变迁有一个整体把握。本文主体共分三章:第一章论述碑文的形成。文章对碑文形成过程进行溯源,分析碑文形成原因,并对桓帝前碑文创作情况、文化意义进行分析,论述了此时碑文与孝文化精神的关系。第二章论述碑文的兴盛与变迁。文章分析了桓灵之际碑文兴盛的原因,认为主要是清议这种风潮在起作用。由于世事变化,碑文也相应产生了分化,一类仍然沿袭桓帝前碑文的方向,由子孙立碑崇孝,但叙哀成分增长;另一类是门生故吏乡党友朋为彰显自己阶层的价值观念,表彰人物而立的碑文,以期重新树立儒家的道德风范,体现的是朋党义气和士人群体自觉。后者成为了此期碑文的主流。另外,碑文作为汉末人物品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又从碑文这一视角对汉末人物品评进行了观照。第三章论述碑文的衰落。灵帝之后到曹操碑禁期间,碑文数量很少,这一时期碑文既有桓灵之际主流碑文的延续,又呈现出新的特点。论文重点分析了碑文衰落的原因,党锢之祸后,士人为了全生保身,由清议转向了清谈,述德失去了土壤,这是碑文衰弱的内在原因,而曹操碑禁是碑文衰落的显性原因,正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碑文走向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