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旨在强化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完善制度环境的贸易便利化改革引起了各国的高度关注。同时,国际贸易由以往的产业间贸易向产品内贸易转变,国际分工逐渐细化,工序切片化和任务分割已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显著特征。产品在被加工成最终品且消费之前,经历了多次跨境转移,因此总额贸易核算包含了大量的纯重复核算部分。WTO和OECD提出,应以增加值作为全球价值链下贸易统计的口径。贸易便利化措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首先,当产品在多国价值链上经历多次流转时,贸易成本会被累积与放大,此时贸易便利化的作用也就越明显。其次,贸易便利化措施对价值链贸易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减少物流与通关延迟、减少贸易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透明度。良好的通关和制度环境使价值链运作得更顺畅,减少企业对存货的依赖以及提高对需求变化做出反应的敏感度。提高海关管理效率,设置便捷的过关程序,能够帮助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降低贸易成本,获得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更多收益。那么,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有怎样的影响?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鉴于此,本文使用2016年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原始数据,根据KWW(2014)和WWZ(2013)的方法,根据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的测算数据,区分了增加值出口与出口中的增加值,计算双边部门层次的增加值出口;使用全球竞争力报告和透明国际的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指标核算体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2008年-2014年39个主要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中国46个部门的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实证检验说明,当出口目的国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时,中国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和增加值出口率(增加值出口额与总出口额之比)会增加。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之后,仍能得到一致的结论。在不同行业之间,贸易便利化综合水平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出口影响较大。在不同的贸易便利化一级指标之间,制度环境和金融与电子商务这两个指标的影响较大。对增加值出口进一步细分,通过中间品出口而实现的增加值出口对贸易便利化水平更为敏感。在稳健性检验时,替换贸易便利化的测度方法,缩小样本进行回归估计均得到与预期和基准基本一致的实证结果,说明本文的研究具有稳健性。最后,本文也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贸易便利化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通过减少贸易成本提高了增加值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