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流动的增加,这不仅体现在城市居民工作流动的增加,也体现为农村外来工在城市不同工作组织间持续变换工作。但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外来工的工作变换更为频繁。本文提出的研究问题是：农村外来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过往基于国际迁移理论的国内人口流迁研究、西方社会分层领域中对工作流动的论述以及对中国转型时期城市居民工作流动的经验研究均未对这一问题做出满意的解答。本研究以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为起点,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总结为三大形态,即再分配机制下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割、市场机制下人力资本高低的分割和户籍制度下城乡身份的分割,并以户籍制度下的城乡分割作为致使农村外来工频繁换工的关键因素,设计了检验户籍歧视影响农村外来工工作流动的三个假设。这三个假设分别对应了户籍歧视存在的三个维度：⑴与城市人相比较中的城乡差异；⑵时间维度上的差异；⑶户籍在地域归属上的差异。通过合并2003年全国城乡居民生活综合研究调查数据和2006年中山大学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本研究同时得到了农村外来工样本和与之对比的城市居民样本。　　 本文利用事件史分析技术,描述了珠三角农村外来工工作流动的趋势,并对三个关于户籍歧视的假设进行了检验,主要的研究发现有：农村外来工比城市居民更易发生工作流动。尽管公有制部门中的工作流动比市场部门低,但进入公有制部门更多是降低了城市居民的工作流动,而非农村外来工的工作流动；即使同为低教育程度者,城市居民也能够比农村外来工在公有制部门中获得更多的就业保障。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外来工的工作流动在整体上呈增加趋势,但影响他们工作流动的因素却发生了改变：:在“民工潮”时期,农村外来工的工作稳定性明显得益于他们的社会网络,而他们的教育水平却对其工作流动没有显著影响；相比之下,在“民工荒”时期,农村外来工的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其工作流动的能力,使之能够通过工作流动来改善匹配,而社会网络的影响则变得不再显著,这一变化反映出户籍歧视随时间的推移而降低。与外省户籍的农村外来工相比,广东省内户籍的农村外来工更不易发生工作流动。通过政府或学校途径寻职对降低省内户籍农村外来工的工作流动性更有效,而对外省农村外来工这一影响并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