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有线电视产业经历了从最初的自然垄断，到规制下垄断，再到规制下竞争的市场模式的转变。有线电视产业本身也从垄断下的视频传输转变成为集制作与播放纵向一体，同时能够提供多种数字化服务的全业务产业，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另一方面，对于有线电视这种集经济和政治属性于一体的产业而言，不论是欧美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政策在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有线电视产业的形成与发展是由技术和规制共同作用的结果。2010年中国政府审议通过了推进三网融合的方案，中国三网融合正式进入了实质性推进过程，它不仅给相关产业，尤其是为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战略机遇。　　在我国，相较于电信网和互联网20世纪90年代开始市场化进程和规制改革，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其不仅缺乏完善的市场竞争主体，也不具备合理的产业规制机构。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和宽带技术的革新不断拓展着网络融合的广度和深度，这又给有线电视产业带来新的竞争格局与市场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线电视产业目前处于怎样的发展水平？产业本身能够采取怎样的途径促进发展？规制政策对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以及在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应当怎样实施现有的规制政策才能有效的实现规制目标？这一系列问题的解答对中国发展有线电视产的并对其进行有效的政策规制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鉴于此，在对有线电视产业的自然垄断特性及变迁过程进行归纳，并总结政策对该产业进行政策规制的原因、内容、手段的基础上，本文将从两个方面对发展有线电视产业进行分析研究。第一，首先从有线电视产业自身角度出发，将有线电视产业按照功能角度划分为内容制作和内容传送两个部门，采用网络结构的产出导向SBM-DEA模型对中国有线电视产业的整体以及各分部门的效率进行测度，判断有线电视产业的效率变化趋势;之后在效率分析的基础上，采用Tobit受限随机效应面板回归模型检验各种外部环境因素对中国有线电视产业效率的影响，为有线电视产业自身谋求发展寻找有效途径。第二，从政府角度出发，首先采用媒体系统演变的连续模型作为分析框架，对比美国有线电视产业规制政策的演变与影响，对中国有线电视产业的政策演变与影响进行分析;此后，以三网融合政策为案例，从福利变化角度对三网融合前后有线电视产业的福利变化进行研究，此后利用2010-2012年三网融合在不同城市推进所引起的“自然实验”，构建了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中国三网融合政策效果评价模型，实证研究三网融合政策试点对有线电视产业的影响，并对这种影响的时效性进行识别，为政府有效实施政策规制以促进有线电视产业更好的发展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　　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有线电视产业的角度出发:(1)中国有线电视产业的效率在考察期内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但从效率水平上看，有线电视产业在利用资源效率、扩大生产规模方面还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此外，通过对效率的结构进行进一步分析显示，效率上涨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导致的。(2)对于有线电视产业这种集内容制作和内容传送于一体的纵向融合产业而言，具有高知识劳动密集型特征的内容制作部门的平均效率值比基于标准化技术的节目传送部门的平均效率值具有更大的差异性，并且资源禀赋和地理特征的差异对有线电视产业效率具有显著的差异影响。(3)市场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将阻碍有线电视产业提高其经济效率，而激烈的替代竞争和价格是促进有线电视产业提高其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此外，就整体而言，信息化发展水平对于有线电视产业提高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而外部需求因素对有线电视产业经济效率的影响十分明显。第二，从政府政策规制的角度出发:(4)仅仅倡导竞争的规制政策并不一定就会为有线电视产业带来积极的改变，由于竞争所导致的大规模的兼并与并购，反而会造成更高的市场势力。另一方面，规制政策必须对同一市场层面内的竞争者一视同仁，才能达到规制政策的目标。并且，对于不同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国家，不论在规制思想和规制方式上存在怎样的差异，有线电视产业的发展方向最终都会产生趋同性。(5)特别的，对于三网融合政策而言，消费者福利只有在有线电视企业与通信企业进行适度竞争的情况下才会获得改善，通信企业的市场势力过大或者过度竞争都会导致垄断利润的出现，消费者福利不会得到任何改善。同时三网融合政策对促进试点城市的有线电视产业的收入增长率的增长有3.4个百分点的贡献，但这一政策效果只在实施当年比较显著，在随后的几年，效果不仅会减弱，还可能产生副作用。此外，通过对不同的子样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三网融合政策的实施效果在有线电视产业发展程度较高，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地区更为明显。最后，本文根据上述相关结论，从产业和政府两个角度提出了发展有线电视产业的产业与政策建议，并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进一步的研究做出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