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媒人是中国传统媒人文化中特殊的存在,他(她)承担着为婚姻牵线搭桥的普遍功能,但为宗教婚姻作仪式见证是他(她)长久存在的特殊原因。本文聚焦于宁夏农村回族聚居区内活跃的媒妁现象,以角色理论作为研究理论依据,利用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对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XW村的回族媒人进行实地调查,试图从中分析回族媒人特殊的传播角色。本文在前期阅读非回族社会文化中的媒人发展渊源以及回族媒人角色特殊性形成原因的文献资料后对XW村进行田野预调查,初步掌握了XW回族媒人的现状,并归纳总结出该社区内独特的媒妁形式和作媒类型。根据预调查的结果,我从XW村判断选择出三位不同类型的回族媒人进行深度访谈,依据访谈结果总结出回族媒人的角色变迁发展过程与原因,并发现了新媒介对媒人这一“旧”婚嫁媒介的角色扮演和人际传播所产生的影响:从被动的请媒见证角色转变为主动的人际关系协调角色是受社会环境影响和媒人主动促成的结果;媒人从依靠自身“身体媒介”进行媒妁说合转向寻求体外的媒介支持是传统媒妁活动这一典型的面对面人际传播案例映射当下人际传播活动受新媒介技术影响的一个缩影。当《微信》聊天和《快手》视频直播等自媒体平台逐渐成为媒人体外的辅助性媒介工具时,媒人在媒妁活动中的传播角色扮演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媒人角色扮演的变化又将直接影响媒人在媒妁活动中的人际传播内容。无论是从环境的客观因素中分析,还是从媒人的主动性中追究,回族媒人从最初宗教婚姻的见证者发展为婚嫁说合中的利益获得者,他(她)从单纯的仪式传播角色逐渐顺应媒妁相亲的市场化,开始转变为逐利性特征明显的婚嫁说客的事实是无法改变。因而,回族媒人职业化的发展趋势让他(她)们从原本受群体尊重的角色地位跌至饱受非议的“污名化”身份使回族媒人区别于非回族社会文化媒人的独特仪式传播角色受到质疑。在了解回族媒人在回族婚嫁中的角色变迁和功能变化发展之后,我开始寻求发现媒人这一婚嫁传播中介在复杂的婚嫁人际传播关系网络中具体的角色扮演和传播特点。最终在利用戈夫曼的“拟剧理论”将媒妁活动中不同的角色、媒妁关联者间的人际交往关系进行分析归纳后得出了以下研究结论:媒人在一场媒妁活动中始终扮演着中介人身份中的双重同谋者角色。作为婚姻撮合人,媒人不会像大多数戈夫曼所定义的的双重同谋者一般去出卖结亲双方剧班间的后台秘密。相反,媒人是极力保守结亲双方剧班秘密的参与者,原因有二:一是结亲双方最终成为同一剧班的可能性较大,媒人最终被“拆台”的风险大;二是维护结亲双方后台秘密有利于促成婚事拿得物质回报。当回族媒人开始重在物质回报,而将自身的社会责任抛之脑后,回族媒人的作证角色和牟利需求开始相互冲突。当回族媒人摒弃他在婚姻作证中对民族发展的责任和精神获得感时,他也将会超出群体对他原有的期望和群体规范,回族媒人身份污名化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