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清代长篇白话小说,河南宝丰李绿园作,一百零八回。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后几经坎坷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小说对封建社会的吏治、教育和当时市井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有广泛生动的描写。关于《歧路灯》的文学史价值,后世对其褒贬不一:推崇者如朱自清,认为《歧路灯》是堪舆红楼梦比肩的文学巨著:贬低者如蓝翎,认为《歧路灯》是文学史上的一股宣传封建道德的逆流。而今看来,“巨著”也罢,“逆流”也罢,都只不过是《歧路灯》传播史上注定的印迹,我们既不能因为朱自清的推崇而对它顶礼膜拜,也不能因蓝翎的贬低而弃之如敝履,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地展现《歧路灯》完整的传播面貌。《歧路灯》的传播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从创作完成的1777年到今天,它的传播有三次较大的变化。按照“传播主题”的不同,可分作三个时期,分别是1777年——1911年的“清代时期”、1924年——1949年的“现代时期”以及1949年——2008年的“当代时期”这三个时间段。清代时期,《歧路灯》的传播主题是“儒理”、“淑世”,劝人为善。这一时期,《歧路灯》的传播范围较窄,传播量也小,传播媒介也一直是手抄本的形式,但由于抄本自身的开放性,使得传播中出现的异变较多,不过其淑世的传播主题定位并未削弱。积极的“淑世”态度,使得小说在促进豫西地区的科举教育、净化社会风气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现代时期,传播主题渐渐复杂:一方面,清代以来的“教育淑世”理念渐趋薄弱,“学术”与“审美”的非功利诉求日渐高涨。但与此同时,功利性的追求也渐渐生成,成为与非功利诉求并存的传播主题之一。其时,《歧路灯》的传播范围渐渐由河南乡村走向北京、上海等城市,传播范围也由乡村士绅逐步扩展到学院及相关学者之中。传播量在这一时期也随着现代印刷术的介入逐步扩大,不过传播介质的质量却没有提高,相反还有下降的趋势。另外,传播中的异变也减少了许多。解放以后,《歧路灯》的传播进入了当代时期,由于受到鲜明的政治意识的影响,传播一度陷入低谷,直至1980年底中州书画社三卷本《歧路灯》的出版,《歧路灯》的传播才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改变,《歧路灯》也开启了当代传播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歧路灯》出现了校勘精良、刊印完整的横排铅印本,传播介质有了明显的改善,传播量也随之猛增。到1981年5月,《歧路灯》在中国大陆共发行52万套,传播范围也从解放初期的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或爱好者走向了全社会;到1983年,《歧路灯》在海外的传播也拉开了帷幕。可以说,《歧路灯》传播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传播主题方面,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批判现实主义经典”和“家庭教育典范”这两个定位之上。此外,从九十年代起,纯学术的语言、戏曲、民俗等方面的关注也逐渐成为《歧路灯》新时期传播的重要主题。《歧路灯》的三个阶段传播差异很大,本文在给其230年传播历史画了一个整体轮廓之后,又分析了造成尴尬传播境遇的诸多因素,认为:《歧路灯》传播过程当中的“难为人好”与“流传不辍”的尴尬命运与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关系密切。《歧路灯》的“难为人好”是因为它说教成分较多,破坏了读者的文学阅读期待;它的“流传不辍”是因为它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转变型”人物为中心、以教育为文学主题的长篇白话小说,它不仅塑造出了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而且通过转变型人物的人生经历,诠释了普遍的社会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