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阶段性关系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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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大城市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了疏散化趋势,如北京、上海、广州等超大城市,其行政区划内都出现了所谓郊区化的现象。国内外大量研究表明,这是构成完整的城市发展历史过程的一个必然阶段。本文所研究的问题是:这种具有“逆城市化”特征的疏散化现象,与传统的、经典的城市化现象,二者之间在时间交集上存在着什么关系;或者说,疏散化现象出现在城市化的什么时间节点或区间。从我国大城市地区已有的现象或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学术探讨,有利于揭示出我国的城市发展是否已经进入(或者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而为城市发展战略是否需要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对于这个主题的研究,首先遇到的困难在于:作为本文主要用语的“疏散化”,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十分复杂,至少涉及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两类现象。比如就北京市而言,何为“郊区化”、何为“逆城市化”,何时为“郊区化”、何时为“逆城市化”,就很难确认一个界限,因而学界也存在完全不同的观点。为解决这个难题,本文提出“动态中心-外围”理论,以不同时期城市总体规划为依据,划清了北京市域内“中心”与“外围”之间界限的变化。即以2004版城市总体规划为界,之前的中心区为东城、西城、崇文、宣武四区,其余为郊区(包括近郊和远郊);之后的中心区为东城(包括原崇文区)、西城(包括原宣武区)、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六区,其余为外围地区。以此为基础,2004年以前,由中心城区向外部的扩张,本文称为“郊区化”(疏散化Ⅰ型);2004年以后,由更大中心城区向外部扩张,本文称为“逆城市化”(疏散化Ⅱ型)。这样,不但便于对北京市疏散化阶段进行研究,而且使学术上的“郊区化”和“逆城市化”两个关于疏散化的用语在实践中能够落实到一个区域的空间变化上。基于上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以城市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为研究基础,试图提出“动态中心-外围”理论。基于此,分析我国大城市地区城市发展和疏散化的特点、城市拐点及其影响因素;比较我国与美欧日等国外疏散化发展的差异;根据中心区划定范围的不同,采用两段法探讨北京疏散化历程以及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分时期、分阶段实证检验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之间的数量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具有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后,北京城市发展经历了快速增长时期、较快发展时期及稳定发展时期。同时,疏散化经历了相对分散阶段和继续分散阶段。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研究发现,1992年至2003年,北京城市发展呈现出以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四区为中心区向近郊区疏散的“郊区化”特征;2004年至2018年,北京城市发展呈现由东城(包括原崇文区)、西城(包括原宣武区)、朝阳、海淀、丰台和石景山六区为中心区向外围远郊区疏散的“逆城市化”特征。结合标准差椭圆和重心迁移方法得出,北京市呈现扩张式发展趋势。从空间旋转角的变动情况看,因各乡镇、街道的地理位置及与中心区之间的通勤成本等差异,北京城市发展的中心向东北方向迁移。第二,我国大城市地区出现疏散化趋势。从城市发展的特点看,中心区繁荣与郊区发展并存;城市发展迅速,周期短,波动大;城市疏散化现象较为显著。从大城市地区的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判断,不同大城市地区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拐点具有差异性。从大城市地区疏散化的特点看出,通勤距离延长;中心区职住比偏高;郊区人口增速大于中心区人口增速;外来人口主要聚集在郊区。第三,国内外城市疏散化发展具有显著的差异性。从时间上看,国外发生时间早于国内,国外疏散化阶段出现在19世纪中后期;我国则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从体制机制上看,国外大多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我国则经历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城市发展道路上看,我国注重大中小城市全面协调发展;国外注重大都市区的发展。从动力机制上看,国外大多是由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城市病”的出现等促使疏散化的发展;我国主要是由政府牵头推动城市的向外扩张。从产生的结果看,国外疏散化发展会导致中心区的衰落;我国是中心区繁荣与疏散化发展并存。从郊区功能看,国外的郊区由单一功能向综合性功能发展;我国郊区的基础设施落后,郊区综合性功能发展较慢。第四,分时期、分阶段探讨北京城市发展与疏散化的数量关系看出,1992至2003年,城市发展与疏散化之间具有显著的长期和短期均衡关系;城市发展对疏散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并通过产业结构转变、人口外流以及住房外迁的方式促进疏散化发展。2004至2018年,北京城市空间由中心向远郊区疏散。城市发展对疏散化影响不具有长期但具有短期均衡关系,并通过商业、办公业外迁以及就业外流的方式促进疏散化发展。此外,疏散化现象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地区。对最早出现疏散化现象的北京市观察得到的判断是,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统计人口城镇化率接近30%时,开始出现“郊区化”现象(疏散化Ⅰ型);当统计人口城镇化率超过40%时,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疏散化Ⅱ型)。因而,在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已经出现的疏散化现象,因势利导地发挥逆城镇化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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