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末兴起的台湾新电影’,有两个名字不得不提：侯孝贤与朱天文。作为台湾文化界的代表人物,二位长达二十余年连续不断的合作,无论是在电影界,还是文学界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侯孝贤被评论界称为具备文人气质的导演,他的作品当中表现的对人生无涯的苍凉感,是电影这种媒介少有的表达形式：慢节奏的叙事,故事情节的淡化等,但是其中涵盖的精神内涵,却是具备相当深的感染力。朱天文作为一名与侯孝贤有着相似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参与侯孝贤的每一部影片创作时,都融入了自己的美学观念与思想,她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去影响着电影界导演的创作,自从二人于1981年第一次合作影片《小毕的故事》之后,朱天文的多部小说,例如《安安的假期》、《尼罗河女儿》、《童年往事》等都被侯孝贤改编成影片,并且在海内外屡屡获奖。在与侯孝贤的长期合作之中,除了朱天文原著小说的改编,侯孝贤的其他一些电影剧本的创作,几乎每一部都有朱天文的参与,比如影片《最好的时光》、《海上花》、《悲情城市》、《恋恋风尘》等。如此长久持续的合作,不得不使我们发现,两位身处不同艺术领域的文化人,正是因为有着相同的艺术创作追求与品味等相关的诸多因素,才能走到一起,达成文学与电影的联姻。以上现象,正是本文研究的对象,笔者通过具体的影像资料,具体文本分析以及相关的理论著作和资料进行了相关的学术研究。本文的绪论首先提出了侯孝贤与朱天文的长久合作这一现象,陈述了电影与文学联姻一个特例其研究意义所在。第一章先是透过侯孝贤与朱天文长久的成功合作现象,探讨了二位身上兼具了电影与文学的双重文化身份：侯孝贤具备文人气质的作品使之成为“作家导演”,而朱天文被评论界称为“电影作家”,这与她和侯孝贤拥有相近的美学观念,还有其老师胡兰成及张爱玲对她的创作的影响等因素有着较深的关系。接着,本文第二章又深入地探讨了侯孝贤与朱天文具有“共同的艺术创作品味”的几个表现,分为上、下两篇进行讨论：上篇分为三小节：“慢——共同的节奏”、“社会边缘人物——共同的视角”、“苍凉——共同的意境”,这是侯孝贤的电影与朱天文的小说当中共同具有的艺术特色,下篇为两小节：故事情节的淡化,散文化的叙事倾向,这是侯孝贤与朱天文二人艺术作品共同的表现手法。透过这些艺术表象,侯孝贤与朱天文的作品达到了电影与文学的“暗合”的可能性,正是朱天文小说当中“慢节奏的叙事”,“散文化的叙事倾向”等因素,才适合电影镜头的表现。第二章从侯孝贤与朱天文艺术作品的内部关联进行了讨论,接下来,第三章则是从外部因素对二位文化人进行探究,侯孝贤,朱天文共同具有的“外省人”身份是导致他们合作的一大原因,二位合作的影片虽然有着较为显著的台湾本土情味,但是他们共有的大陆故土情结依然也是绕不过的话题,二位都是大陆移民的后代,祖父辈对故乡的深切思念及他们自身接受的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在影片中都有所体现其次,无论是侯孝贤还是朱天文,都偏爱一些远离主流社会的“社会边缘人”角色,侯孝贤的代表作《悲情城市》、《风柜来的人》、《小毕的故事》等都是讲述一些游离于社会边缘的小人物的心路历程,而除了被侯孝贤改编成影片的作品外,朱天文的其他代表作,比如《荒人手记》,讲述的是同性恋题材的故事。侯孝贤与朱天文作为大陆移民的后代,生长于具有复杂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的台湾岛,深入骨髓的中国传统文化使得他们的创作视角与关注焦点始终游离于台湾的主流文化之外,给了文学和电影各自一个另外而独特的生存空间。电影与文学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通过侯孝贤与朱天文的长期合作,达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暗合”,这种长久不间断的合作是怎样实现的,便是本文需要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