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复星药业“注射剂”、长春长生“假疫苗”、修正药业“毒胶囊”、茅台“罗生门”、酒鬼酒“塑化剂”、贝因美“亚硝酸盐超标”、紫金矿业“爆炸”等负面事件的曝光,引起了社会公众对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的关注。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新媒体传播力度的加强。新媒体会将之迅速的传播,且范围很广,途径很多。而对于企业的那些不道德行为,消费者的容忍度几乎为零。所以一旦企业出现和道德相关的负面事件,其影响是巨大的,若企业不能及时采取声誉的挽回措施,企业积累多年的信誉则会在瞬间崩塌。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文本信息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社会责任报告作为非财务信息的重要载体,企业社会责任的活动和成果通常要披露在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向市场传递积极的信号,提高企业的声誉。2014年4月3日我国证监会发布《信息披露备忘录第21号》,要求对于那些披露社会责任的公司,应该结合行业的特点,对于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进行分析,做出详细的规划,不能有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发生。因为社会责任报告主要以文字和图表的形式存在于报告当中,所以管理层在披露文本信息时具有很大的酌情权,社会责任报告的文字在公司负面事件发生以后是否会为了修复企业形象而进行策略性披露,目前尚缺乏严谨的经验数据支持。那么从实证角度深入研究这种负面事件会不会影响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的策略性披露?背后的影响原因和机理又是什么?在此背景下,关于这一研究将具有深刻的意义。本文在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的背景下,从文本信息披露的视角,以形象修复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作为指导,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将社会责任报告从文本相似性、语调分布和特质信息的变量维度对进行量化,在回顾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理论阐述了公司负面事件对社会责任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机理,结合我国特定的市场环境,分析了影响这一作用过程的其他因素,进而构建了多时点的DID模型,依据这一模型,以我国2006—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研究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对社会责任报告相似性、语调分布和特质信息的披露策略影响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理论演绎和实证检验,最终得出研究结论。整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责任文本相似性是基于文本信息的总体结构的角度。当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以后,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相似性降低了,也就是社会责任报告的信息含量增加了。因此从总体上看,管理层对社会责任报告文本信息的总体结构进行了调整。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通过吸引媒体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进而管理层降低了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相似性。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组、市场化进程高组时,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后,社会责任报告的文本相似性才会显著降低。第二,社会责任文本的语调分布是在文本信息总体结构的基础上,进一步从文本信息的情绪角度展开研究。当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以后,企业增加了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语调的分布,因此进一步而言,社会责任报告从文本情绪方面进行了文本结构的调整。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通过吸引媒体的负面报道和媒体的中性报道,进而影响社会责任报告积极语调的离散度。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组时,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后,社会责任报告的积极语调离散度才会显著增加。第三,社会责任文本的特质信是在文本信息情绪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从文本信息的具体信息层面展开讨论。从文本信息的具体信息而言,当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以后,企业增加了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的披露,具体而言其中的时间信息、人物信息、机构信息与地址信息的披露均有增加,因此,从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详细程度进行了文本结构的调整。机制检验发现,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以后通过引起媒体的负面报道,进而增肌社会责任报告特质信息的披露。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当上市公司处于内部控制质量高组、国有企业组和市场化进程高组时,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发生后,社会责任报告的特质信息披露才会显著增加。基于以上的研究内容和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第一,企业可以通过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进行形象修复。当负面事件发生以后,企业可以策略性的增加积极语调词的分布,进而影响信息使用者的感知,降低企业在社会公众中的形象,通过增加特质信息的披露,尽量提高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读性,使报告阅读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评价更好,这样可以使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更好地向相关利益者传达企业的社会责任信息,为企业带来更多的有利影响。第二,外部信息使用者应提高对社会责任信息的识别能力。当企业发生负面事件后,不同产权性质、内部治理特征和外部信息环境的作用下,企业对社会责任文本信息会进行不同的策略性披露,因此信息使用者在解读社会责任信息的时候应该结合不同的内外部治理和信息环境,从而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第三,监管机构规范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制度。由于社会责任报告充斥着大量的文字和图表信息,因此管理层可以选择性进行披露,这就造成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内容很难统一,因此需要出台相关的政策,对社会责任披露的具体内容、范围、格式进行规范,这样就防止企业在特定的背景环境下会进行策略性披露,进而影响信息使用者的判断。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了形象修复理论的范畴。基于形象修复理论,现有关于企业危机形象修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组织的行为层面,鲜有学者研究企业危机对文本信息披露的影响,本文首次以公司社会责任负面事件为背景,从文本信息披露的角度,研究了企业危机发生会对社会责任文本信息披露策略的影响。第二,拓展了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的量化维度。已有大量关于文本信息的研究主要基于财务报告、管理层讨论分析、分析师报告的文本载体,对于社会责任文本信息的定量衡量已有研究基于语义分析方法刻画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相关指标的强度和特征（张秀敏等,2016）,形成了环境信息披露指数（沈洪涛,2007;李志斌,2014）,通过实验和自然语言处理的方法度量了社会责任报告语调的高低（张继勋等,2019;黄萍萍和李四海,2020）。但是鲜有文献从相似性、语调分布以及特质信息维度展开对社会责任报告文本载体的度量,因此文本的研究是对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第三,深入了公司负面事件与社会责任文本信息披露的研究。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在企业危机形象修复中是否能发挥作用,目前学者们尚未得出一致结论,基于文本信息披露的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企业负面事件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会做出策略变化,其中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媒体报道来产生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社会责任文本信息效用的现状,深入了公司负面事件与社会责任文本信息披露两者之间的关系。